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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当真诚地关注“三农”问题。但凡不愿对现实闭上高贵的双眼，就能感受到农民身份的困窘。就算你生活在“祖国的心脏，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难道你未见过灰头土脸的农民工，未见过满脸沧桑的上访者，未见过蓬首垢面的老乞丐和流浪儿，未见过大学校园表情呆滞的贫困生？刚刚读到一首催人泪下的诗《打工的名字》，诗中这样写道：
本名民工
小名打工仔/妹
别名进城务工者
曾用名盲流
尊称城市建设者
昵称农民兄弟
俗称乡巴佬
绰号游民
爷名无产阶级同盟军
父名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
临时户口名社会不稳定因素
永久宪法名公民
家族封号主人
时髦称呼弱势群体
这样的诗，我相信能感动所有的人，引起人们对农民与民工的同情。
去年深秋，我与同事们一起到苏州太湖边的东山镇陆巷古村开会，并游览了太湖里秦少游游憩过、宋徽宗征花石纲的“三山岛”。电视剧《桔子红了》就是在那里取景的。风光是那么美，美得像人间仙境，可是村中、山中见不到几个年轻人，荒废的宅基地与宅院比比皆是，红桔满树任它们发霉长绿。皆因城市化的吸引力太强大了！身临其境，我不禁载欣载悲，传统乡村社会的挽歌已然奏起，田园牧歌即便有过也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比那种昧良心倒行逆施盘剥农民的贪官污吏更可怕的另一种情景是，以“长远利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等“大义”和大旗来剥夺和剥削农民。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民做了一次“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的牺牲品。北大教授、经济学家林毅夫说当年搞粮食统购统销，搞贻害至今的城乡二元的户籍制，是为了集中财力搞工业建设。现在有些人（有追求政绩的官员，也有鼓吹“代价论”的学者），要农民再做一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牺牲品。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把农民、农民工当人看待，而不是当实现利润和所谓“国家利益”的会说话的工具对待，中国的“三农问题”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或者说，有了解决的希望。
每一个中国人，不论他出生在哪里，从事什么职业，血管里流淌的都是“农民”的鲜血。中国农民的脊梁挺不起来，缺乏做人的尊严，哪怕你手里有出国护照，甚至有专机可在五大洲飞来飞去，你在文明世界里仍然不会赢得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市场报》 (2005年07月29日 第八版)
作者：鄢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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