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生张梦妮绘
近期人民币汇率改革再一次将货币政策主管部门的领导者———周小川推到了舆论关注的最前沿。
“中国最有能力的技术官僚”。英国《金融时报》曾这样来描述周小川。“技术官僚”，这个国人并不习惯的称谓，是海外对中国各级政府中大量拥有专业背景的中高层官员阶层的俗称。
2005年2月5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和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聚会G7。在这里，几乎与人们的预期完全一致，周小川对于人民币升值呼声的回答清晰而简洁：“汇率政策不是今天的议题”，“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改革银行金融系统，为实行货币政策改革做准备。中国需要时间来培训新一代银行工作人员。”在会上，周小川显得成熟、自信，而且富有经验。因为熟练地掌握英语，而且拥有与他的西方同行相比毫不逊色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他成为这次会议的明星之一。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礼貌而坚守原则，这正是西方典型的技术官僚的标志。
现年57岁的周小川，1985年清华大学经济系统工程博士毕业之后，一直在中央各经济、金融关键部门任职，先后担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中国银行副行长和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并兼任过外汇管理局局长、证监会主席。2002年12月28日，周小川就任央行行长，再次站到了金融改革的风口浪尖上。
最能说明周小川经济学家本色的是，在屡获升迁的同时，周小川所著《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奖，论文《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分获1994年、1997年度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奖孙冶方奖。其间，周还以英文形式在国外发表了一些论文。
2004年4月13日，周小川在一次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国际性研讨会上做了一次深入透彻的演讲。周认为：“通过价格进行调节，其效果和灵活性往往远远超出常规想象，有关的例子很多。”社科院金融所一位专家称，这篇演讲使人们不仅叹服周“开阔的视野和娴熟的货币政策理论”，而且，体现出周对“中国金融业现实的把握已经达到非常高的境界”。
事实上，周小川上任以来，几乎创新和动用了现代货币政策的一切操作工具来完成“法律赋予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在央行没有利率和汇率调整的最终决定权的情况下，这些眼花缭乱的操作工具，不仅可以大量获取实践经验、市场信息，更可以借此疏浚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建立或理顺利率和汇率的形成和传导机制。大量引进海归，似乎也是这样的思路———引进发达国家成熟市场模式中的调控工具和数量模型，总比闭门造车要好。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比单纯调整利率或者汇率更重要，也更紧迫的事情。更灵活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及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进行自由浮动尽管是周小川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周比谁都清楚，他的首要任务是稳步推进各项改革，重要的是建立或者理顺市场化的汇率、利率的形成和传导机制等市场基础。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理解周小川确实是一件费力的事情。
在部分观察家看来，周小川很多举动是效法格林斯潘的。对于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这是效法格林斯潘”，评论者称。在全世界，只有美联储实现分总部制，而美联储的地区总部，譬如地区金融和经济中心的纽约分行甚至是先于美联储存在的。评论者认为，在信息社会，只需要调整央行现有机制就可以解决市场监管问题，而不必多此一举。
如果说他真的在效法格林斯潘的话，那也应该包括格老的另一品格———拒绝做一个教条主义者。1996年，当所有人都认为美联储应该提高利率给经济降温的时候，他说服了他的同事，反其道而行之，维持利率不变。而此举被后来的人们认为直接促成了克林顿当政的十年繁荣。
“2005年中国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将保持在15％左右。稳健的货币政策既要支持经济平衡发展，又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和预防系统性风险。同时，将不失时机地推进金融改革，解决阻碍金融业发展和影响金融稳定的体制机制问题。”2005年1月26日，周小川在内部的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做出上述表示。这次讲话几乎是周小川不公开的2005年施政纲领。会议中，周罗列了2005年的十大任务，其中前8个都与货币政策的市场基础密切相关，这才是周真正的工作重点。
2004年以来，周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处在激烈的宏观调控政策漩涡的核心。周一方面力争用更加灵活的市场化手段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并争取更多的货币政策自主权。另一方面，周也在按照政府的统一部署，稳步推进包括利率市场化在内的货币政策整体改革。在2005年以及接下来的任期中，这些将构成周小川施政的主要特征。
周小川话汇改
汇率过于僵硬会降低投机资本流动的汇率风险，可能诱发投机资本的大进大出，对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都与此有直接关系。对此，周小川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固定汇率好像打仗时手里拿的盾牌，无论你如何打来，我都坚持不动；如果我坚持不住，冲击就会造成影响。浮动汇率则像海绵垫子，你要打进来我就给你一个软的，进来就进来，我不让你打到我；等你想撤的时候，我还夹你一下，让你脱一层皮再走。”
汇率改革在国内外金融市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但在普通百姓中却波澜不惊。即使您手里有美元存款，也并不完全意味着这笔钱已经白白地损失了2％。央行行长周小川通俗地说：“如果（外汇存款）是美元的话，还取决于你是不是想把它换为人民币来花。如果你现在换的话，可能跟过去相比是损失了2％，但是如果这些美元还是打算比如出国旅游时候用，或者是出国的时候采购一些东西，或者也许是子女（出国）上学的时候用，那么它的购买力跟原来一样，并没有变化。”
斗法房产挤泡沫
2003年，房地产业继续延续高速增长的势头，这让刚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极为不安。如何发挥货币政策的工具作用，改善因为金融资源的误配而造成的银行系统大量不良资产、尽量避免房地产业的高贷款给银行系统带来的风险就成了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2003年6月13日，央行下达了被称为121号文件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提高房地产贷款门槛，为炮轰房地产业泡沫进行预热。
这才只是开头，2004年10月28日，央行实行了9年来首次加息。外界对于加息的理由，大多都归在抑制房地产虚火上。
加息周期的到来标志着第三回合的博弈才刚刚开始。2005年3月，央行宣布提高房贷首付比例以及贷款利率，这两招对炒房者所产生的作用，已不再像首次加息那样仅停留在心理预期上了，而更多地开始从实质上压缩炒房者的投资回报率，从而抑制市场中过度炒房的行为。
第三回合的博弈，因为有了政府的干预而让周小川略胜房地产商一筹，但他紧接着必须面对的，是如何进一步在不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下，稳固地推进对于房地产贷款的风险控制，虽然未来的发展“一切不可预知”，但相信热衷于“挤泡沫”的周小川仍然会乐此不疲。
（傅春荣）
备受争议 是错是对？（众说纷坛）
周小川正在中国特殊的改革历程中积累经验、摸索前进。因此，周的政策主张难以避免与实际不符，甚至作出“错误的”判断。
广为金融业界所知的是2004年4月的强制提高差额准备金率：2004年4月25日起，在短短一个月内连续两次将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1个百分点，执行8％的存款准备金率。普遍提高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也就是一次性累积减少金融机构可用资金的规模高达1100亿元。分析人士称，央行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连续使用存款准备金率这样影响很大的货币政策“巨斧”进行宏观调控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该举措一度引起银行间拆借市场、债券市场出现巨幅波动、市场因不确定性产生的极大“慌乱”。
最终，央行不得不主动为一些银行注入资金，补充他们的头寸不足，防范进一步的风险。分析人士批评说：“这种人为抬高利率底线的做法显然极大地扭曲了货币市场利率乃至整个利率体系”。由于银行可以从央行获取超额准备金利率，因此，如果市场利率低于央行给付的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主要资金供给者的银行将更愿意把资金存放在央行账户上，进一步加剧流动性不足风险。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出乎意料的是市场的敏感程度。”央行研究局局长唐旭不同意市场的看法，他认为央行作为超越任何行业利益的独立货币政策决策和执行机构，不需要照顾某一方的利益，重要的是增强金融机构的支付能力，传递央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的信号。市场的反应是正常的，也说明央行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唐旭承认，市场的反应程度超出了央行的预期，这说明市场成熟了。唐旭说，从设立准备金率制度以来，波动区间为6％－13％，在以前需要提高1至2个百分点市场才有反应。
强制提高准备金率并不是央行的初衷。周小川最初的政策建议是2004年上半年微调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周小川希望微提利率，释放信号，以提前平抑经济过热风险。众所周知，这一政策迟至2004年年底才告出台，那之前，中国政府首选的调控手段是紧缩过热行业贷款、收紧土地审批等行政性手段。
另一个例子是周小川就任证监会主席期间高调推动国有股减持计划。该政策实施却直接导致中国证券市场迄今为止延续时间最长和最为惨烈的一次萧条———上证指数从2001年最高的2245点，跌至2005年春节前的1200点以下。该纪录是近5年多以来的新低，至今未走出阴霾。也许周的政策只是股市暴跌的导火索而已———事实上，该政策实施不久就被迫束之高阁。
周小川的批评者还否定他的用人策略———周大量遴选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员担任要职，然而，“效果并不明显”。英国《金融时报》称，周“至今难获投资者欢心，他们把周小川网罗来的50多位‘海龟’嘲笑为不谙政策的书呆子，根本不懂得中国的现实状况”。
但是周小川入选美国《商业周刊》2001年度“亚洲之星”，又是对他锐意改革的一种肯定。评选说明认为，在“周小川时代”，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可以说，周小川主政的这几年，中国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规范市场的措施，而基本的主题就是市场化方向。
在今年的北京财富论坛上，周小川的一通英语演讲，再次引来争议声一片。从股市到楼市再到货币政策，周永远不缺注意，而这位经济学人就在是非争议中勇敢地继续前行。
《市场报》 (2005年07月29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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