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一些高档社区，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全职太太带着两个甚至三个孩子。没有了传统的“组织”、单位和居委会的约束，有能力承担社会抚养费和高水平教育经费的高收入阶层加入进了“超生大军”。记者了解到，按照北京市社会抚养费收取标准，在北京市城镇最多缴纳16万元、农村最多缴纳7万多元，二胎子女就可以顺利拿到北京市户口。赵振超／图
全职太太超生有钱有精力
像大多数30多岁的全职太太一样，家住昌平的乔丽娜也是一位有本科学历的全职太太。“我和先生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与先生一同就职ＩＴ公司，因为先生每年25万的年薪完全能够满足全家的生活需要，四年前生了女儿后，我就开始做起了全职太太。”乔丽娜说。
在乔丽娜相识的全职太太中，有计划生育二胎和计划外生育二胎差不多是各占一半，乔丽娜属于第二种。“眼看着四岁的女儿已经习惯了幼儿园的生活，与先生商量打算秋季寻找新工作上班，不料年初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我对于要还是不要很犹豫。社会抚养费倒不是问题，我想如果再生一个，自己这辈子就不会再去上班了，想一想多少有些不甘心。没想到公婆非常支持，几天之内就备好了新生儿用品；先生更是喜不自禁，反复表示要加倍努力地工作，以保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自从知道自己有了小妹妹，就连一向孤僻的女儿也变得爱说话了，“她常问，什么时候小妹妹才能和我玩呀？”在北京最多交16万二胎子女可落户口
今年38岁的姜树森，在北京经营一家上万平方米的商城，今年6月份，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你不知道吧，多生孩子其实很简单，交一笔社会抚养费以后，多生的孩子一切都和第一个孩子一样。”
“我18岁就开始做生意，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不敢说发财，几百万还是有的。让老婆多生孩子不是为了要男孩，除了支付孩子的社会抚养费，我有能力保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姜树森认为，“有能力承担社会抚养费，有能力承担高水平教育经费的人群超生子女，能够保证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利于社会。承担不了教育成本的人群超生势必会增加社会负担，降低下一代受教育水平。”在记者采访的多例“超生”家庭中，姜树森的观点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002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超计划生育的公民除了缴纳社会抚养费以外，单位、社会不能对其进行额外制裁。按照北京市社会抚养费收取标准，在北京市城镇最多缴纳16万元、农村最多缴纳7万多元，二胎子女就可以顺利拿到北京市户口。利用外籍规避社会抚养费途径一：嫁娶外国人途径二：自己获得国外“绿卡”或国籍 途径三：借外出机会境外生子，使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
信红梅是一位连续在国外生过三个孩子的中国母亲，因为孩子的国籍不是中国，所以与国家提倡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的基本国策没有冲突，“我们的家庭完全能够承受多个子女的教育成本，因为非本国国籍不用缴纳社会抚养费。”
据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士介绍，对取得外国国籍以及和外国人结婚但仍然生活在国内的，生育多少胎根据所加入国籍及所嫁对象国籍的国家情况而定，国内计划生育部门是不干涉的。某些公众人物多生子女的事实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非中国国籍成为超生的有效挡箭牌。
社会抚养费收缴不顺利
记者走访中发现，在昌平、顺义、通州地界内的中高档社区内，高收入家庭超生的事情并不鲜见。昌平某街道居委会表示，因为许多业主的户口不在本辖区，社会抚养费的收缴并不是十分顺利。随后记者以超生当事人家属的名义致电某区法制办公室，办事人员透露，当事人（如果夫妇双方，一方为北京户口一方为外地户口）选择在外地缴纳社会抚养费的，缴费的额度可能会少一些，但是户口难以进京；在北京缴纳社会抚养费，成本可能高一些，可一旦缴纳了社会抚养费，上户口没问题。
商报记者 杜秀平 Ｊ013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表
专家对“超生”众说纷纭
高收入阶层超生现象的凸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下为记者综合的专家对此问题的不同看法。
顾宝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控制人口总量带来人口老龄化矛盾
顾宝昌表示，实行计划生育30年，中国实现了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历史性转变。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正负两个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又成为导致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而人口老龄化无疑会加大社会养老成本。
据了解，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ｌ世纪中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ｌ亿。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字显示，我国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庞大居世界第一；今后40年内老龄化速度快来势猛；年平均递增3％远高于总人口增长率1．68％；老龄率从7％上升到14％只需要25年。届时，如何在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成功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
曾毅（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合理放宽二胎政策人口增量不会失控
曾毅认为，中国20世纪70年代所实行的“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中的“晚（晚育）”和“稀”（适当拉大生育间隔）对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急剧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2．2‰左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晚育的前提下逐步平稳地放宽二胎政策，只要规划科学合理，就不会出现人口增量失控的局面。这样可以缓解过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降低政府继续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政治代价与管理成本，有利于扭转出生性别比失衡与女婴死亡率偏高的危险倾向，并且可以避免只取消“二胎生育间隔”政策而不放宽二胎政策的负面影响。
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社会抚养费
应按个人收入比例收取
张翼认为，目前生育二胎还是少数家庭的选择，少数家庭的多胎选择对于人口总量的增加不会造成影响，适时放宽二胎政策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高收入家庭的超生行为让人感觉政策不公平，直接造成实际的不和谐。他分析，造成高收入家庭超生的主要原因是生育观念滞后以及计划生育监管不力。他建议应该将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平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纯收入倍数收取的社会抚养费，改为按照个人收入比例收取。
他认为，目前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实际上只对国有企业职工、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能够起到约束作用；对于那些私人企业、外资企业员工基本上没有约束作用。
商报记者 杜秀平 Ｊ013
商报视线
生育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必须澄清的是，本篇报道无意激发读者新一轮的仇富情绪，但不可否认，在大众的视线中，财富成了二次生育的门槛。然而，其真正的意义恐怕要深远得多，随着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选择了二胎，越来越多的妻子成了全职太太，整个社会结构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顺着这个思路理下去，让人很轻易地联想到了日本的社会模型，女人结婚后专职在家相夫教子，既有效地降低了失业率，又提升了下一代的教育水平，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力量，在需求拉动经济的框架下，“二胎”的合理性显得越发突出。
现代社会，养育孩子的成本节节攀升，最大限度地膨胀了家庭消费，众多家庭在制定二次生育计划的同时，也制定了一份昂贵的消费计划，进而拉动了社会供给，使经济趋向繁荣。虽然也有人提出，在增加生育支出的同时，理性的家庭势必会压缩其他方面的支出，或许这一点适用于中低收入者，但对高收入阶层来说，额外生育不会降低其生活质量。诺奖得主美国人贝克尔曾指出，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取决于孩子的价格和实际收入，孩子的价格上升，对孩子的需求减少；实际收入上升，对孩子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
有意思的是，15年前经典的“超生游击队”已经褪掉了颜色，新一轮的超生大军从农村转入了城市，从贫穷归入富裕，这未尝不是一种进步。学者们承认，生育本身就是一种消费，生育的目的从获取赡养的收益转变为不带任何目的性，而这部分人正出自富裕阶层，他们有相对完美的教育背景和职业前景，资本让他们有条件进行选择。
社会正在进入一种复杂的自我选择阶段，而不仅仅局限于被动的取舍，早在200多年前，马尔萨斯尖利的声音让整个世界为之颤抖——“惟有战争和饥荒才能使人口与粮食达到平衡”。马寅初说“不”，1955年，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控制人口，但直到1979年才开始真正得以实施，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自己97岁的时候终于看到了结果。又过了20年，“人口经济学”终于在国内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通过生育制度调节宏观经济不再显得渺茫，或许再过20年，“超生”这个词也会变得陌生。
商报记者 李海
名词解释
社会抚养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超计划生育的公民应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同时没有法律依据的处罚将被杜绝。社会抚养费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超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据《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或非婚生育子女的公民，按照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3至10倍征收；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三个子女及三个以上子女的当事人，按照规定的征收标准加倍征收。
据了解，北京市社会抚养费收取标准为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5638元和7172元。也就是说，城镇居民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当事人要缴纳46914元至156380元的社会抚养费；农村居民要缴纳21516元至71720元的社会抚养费。也就是说，在北京市城镇最多缴纳156389元，农村最多缴纳71720元之后，超生当事人就可以顺利拿到北京市户口。
社会抚养费
已经成了部分超生人口的“通行证”。
商报记者 杜秀平 Ｊ013
典型案例
姜先生家“二公子”开销
产前检查：和睦家医院进行完整产前护理，费用为1690美元。
分娩费用：和睦家医院自然分娩套餐的价格为6820美元，剖腹产套餐价格为10980美元。
奶粉费：婴儿每个月大概要喝掉10袋容量400克的奶粉。姜家二公子喝的是赛特购买的200元左右的进口奶粉。
婴儿车：一共购买了三辆价格在2000元以上的婴儿车。
婴儿床：姜家二公子睡的是专门为他订做的环保婴儿床，花了他老爸5000多元。
婴儿玩具：姜先生家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柜，里面都是婴儿玩具和开发智力的影像资料，贵的要上千，便宜的也要几十元。
幼儿园收费：姜家二公子如今就读于北京一个涉外幼儿园上中班，一年各种费用合计要3万余元。
商报记者 朱裴 Ｓ036
“贵族婴儿”——婴儿市场上的“财神爷”
随着产房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又一个“小财神”诞生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年新增人口在1600万左右，新增人口需求拉动ＧＤＰ增长4％。而目前我国城市0岁－3岁的婴幼儿数量在1000万以上，孕婴用品的消费客户占城市人口的3％左右。每一个新生儿不仅是父母们的“小天使”，也是商家的新经济增长点，特别是那些“贵族婴儿”，更是商人们的“财神爷”。
“为孩子花钱，怎么花也是值得的。”聪明的商家早就看到这一现象，各种专门赚婴幼儿钱的花招层出不穷。像一般的奶粉、尿布、婴儿车、婴儿床、育婴教材等必备的用品种类数不胜数。给婴儿起名、为婴儿留手脚印、婴儿胎毛做的纪念用品、婴儿艺术照等新招更令人眼花。另外一些专门为“贵族婴儿”定制的高档婴儿用品更是令人“咋舌”，声控的婴儿尿布，全电子的婴儿车、婴儿床，专为婴儿设计的豪华游泳池，专业婴儿家教，专业婴儿营养师，就连婴儿服都由名牌量身定做。
“没有最贵，只要最好。”商家早就看好了“贵族婴儿”的腰包。
商报记者 朱裴 Ｓ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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