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论坛：中美公共管理教育的异同

　　2005年6月24日,2005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图为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用。(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2005年6月24日,2005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图为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聚餐会上。(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2005年6月24日,2005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图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大卫-艾尔伍德在论坛上发言。(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由中宣国际传播、泛华(北京)国际文化传播主办的2005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中国论坛6月24日在北京举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David Ellwood发表演讲，新浪财经全程直播。以下为互动论坛实录：

　　泛华国际传播有限公司CEO潘杰客：非常非常感谢David Ellwood刚才的演讲。我们接下来为在座的校友、专门请来的贵宾和媒体界的朋友准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互动论坛。除了 把David Ellwood请过来继续做我们的主进嘉宾，我们今天还特别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院长董克用先生，我们也请到台上来一起互动。我们还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先生，请上台。

　　在我们正式互动之前我们也想请各位现场的嘉宾和所有到场的来宾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互动，因为我们今天的互动请到了新浪做全程的现场直播，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都会通过新浪的直播传播出去，我们也非常感谢新浪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和我们中国的网民同时进行互动。

　　第一个问题，我们想先请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先生，您刚才听了David Ellwood的演讲，演讲当中你最深刻的体会如果说一点那是什么？

　　汤敏：亚洲开发银行一直处于改革市场发展的前沿，市场通常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方法，政府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起着非常核心的重要作用。我是中国出生长大的，在国外工作过，因为我们经常说作为发展中国家有两大挑战，一个是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转化，从一个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化。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我们两个转化集于一身，我们两个挑战都存在，而且严重的存在。中国过去25年GDP发展了10倍，进出口增加了50倍，但是过去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未来的25年还同样的成功，所以需要中国人民包括全世界一起把政府改革做好、企业改革做好，这样保证未来积极发展。

　　潘杰客：董院长，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也是中国最优秀大学之一的公共管理学院的院长，您今天面对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你觉得在工作管理这方面在你们这个学校里头现在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有哪些想法要和David Ellwood进行分享？

　　董克用：我的想法就是，我非常同意院长先生提到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政府与企业关系，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公共管理学的院长，作为一个教授，我更关心的问题是怎么样教育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民大学已经是重要的MPA教育项目，我们怎么样教育他们？我们教授非常喜欢教他们写论文、教他们如何做研究，但是怎么教育我们政府官员在制定工作政策的时候怎么做，我觉得对我们是最大的挑战，我也希望我们中国最好的公共管理经验和美国的公共管理经验在这方面有合作，这是我的希望，谢谢！

　　David Ellwood：通常我们给高层的政府人员提供教育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对于不同阶层的学生尝试不同的教育办法，比如我们教育一般的学生和政府官员就可以采取不同的办法，我们可以跨越学术界和实践者教育的鸿沟，来寻求一些更好的教学方法。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人他们曾经在政府工作过，也曾经在学术界工作过，我就是这样的，这样可以更好的把政府工作和学术研究连接起来，这是非常好的进行研究的办法。

　　董克用：我想这方面他讲的非常好，教师既有教育的经验又有政府工作的经验，我们也在向政府建议建立这样的制度，但是我们鼓励我们教师去政府任职，同时我们要求中央政府一些官员到学校来给学生做讲座，这是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有另一方面，我们在学生学习完基础知识之后我们设立一些专业的方向，这就跟他的工作相联系，这个方向课程中不仅有教授和这方面的专家官员讲课，同时也安排他们到相关的部门实习，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更好的帮助他们教育。

　　潘杰客：汤敏先生不像董院长是在学术范围，但是作为国际机构亚洲开发银行，你觉得作为一个政府公共管理学院的机构，因为你也是代表、也是个领导、也是个头，你需要他们这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在国际性机构里去工作？

　　汤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亚洲开发银行跟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一样，我们需要我们的员工以一个全球性的或者说一个区域性的看法，我们从他考虑利益的问题、知识的问题，就不能局限于一两个国家，因为我们要从全球的角度处理问题、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我们的员工，首先要有广泛的知识，不但有发达国家的知识，而且有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第二，他要有一定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从一种新的角度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的员工要求有一些独特的视角，也就是说我们的选择也需要从这种角度来进行。

　　潘杰客：我向David Ellwood请教，他在演讲当中说我们肯尼迪政府学院有来自86个国家的学生，第一个问题，肯尼迪政府学院是不是已经足够国际化？第二个问题，当然肯尼迪政府学院是国际化，但是这种国际化究竟有什么样的必要？

　　David Ellwood：关于国际化的问题，肯尼迪政府学院现在42%的国际化来自于全球各个国家的学生，而且所有的项目包含全球各个国家的项目，比如关于中国的项目研究，但是他们有一些不太国际化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有些教学方法还是不够国际化，虽然有很多国际化的过程，但是很多都是美国的教学办法，都是比较美国，会在以后的研究中更加的寻求国际化的方向。在哈佛大学就读的学生一般都是寻求创新的观念，很多学生选择哈佛大学都是想寻求有着创新机制的环境。

　　我们的学生非常国际化，但是可能在教师方面的国际化还不够，很多教授都是来自美国，这方面是肯尼迪政府学院将来要更加国际化的一个方向。

　　潘杰客：谈到国际化我想向董院长请教，第一，我们中国公共管理学教育有没有必要向国际化迈进？第二，中国公共管理学教育向国际化发展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董克用：我想我非常同意需要国际化，因为目前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都不是一个国家所能解决的，包括政府关系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都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所以要国际化。

　　但是第二方面，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际化的手段是不一样的，对于我们大学我们想不是教育别的国家的人，不是找其他国家的人成为我们的学生，我们是让我们的学生知道别的国家怎么做。我们通过两种办法，我们让来自欧洲、澳大利亚的教授们到我们学校来教学。另外一种办法，我们把我们的学生短期送出去，比如我们也把我们的MPA的学生送到欧洲、日本、澳大利亚，也希望送到美国去看一看美国的公共管理是怎么做的。

　　汤敏：我想给我们董院长一个建议，我们MPA的学生到美国去、欧洲去、澳大利亚去能够学到好多的经验、好多好的办法，但是我觉得其实到印度去、到泰国去、到马来西亚去，到这些发展中国家去，我们的同学能学到更多在中国直接可以用的知识。我在发展中国家多年，我就知道实际上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他们十年前碰到的问题，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这是他们十年前碰到的问题，看看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

　　David Ellwood：我作为一个教授的身份来说一个问题，因为学校有不同国家的学生，从不同国家的经验来学到东西，比如有一个专门攻国际发展的课程，有75%的学生都是国际的学生来研究国际的发展，学生都是来自不同国家，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另外一个方面，发展民主和社会政策问题都是需要相互学习和吸取教训来发展的。

　　潘杰客：也许在这里看到David Ellwood想法和我们的院长想法有一些区别，因为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同，实际存在的情况不同，也许我们的中国公共发展从董院长这方面来说更注重实际问题，从David Ellwood这方面来讲更偏重国际化，我想不同的理念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我想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来教育我们的学生，更好的对公共管理的教育做出贡献。

　　我们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和现场的校友、嘉宾和各个方面的朋友进行互动，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当然不一定什么问题都来回答。任何来宾有问题都可以向他们提问。

　　提问：我在中国商务部工作，在政府工作有很多外界不理解的东西，比如外界公众媒体对政府官员的期望，包括社会对政府的误解，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中国公共教育如果仅仅教育他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还要了解文化或者说是一种价值观，为什么我这样说？我觉得很多中国去的学生到美国读了MPA，回到中国以后就离开了政府、离开了工作部门，我们发现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所以我想问董院长的问题，您是不是觉得公共部门的价值观是不是比知识更重要？对政府文化方面的了解和培训是不是比简单的知识教育更重要？

　　董克用：我想这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光我要回答，因为一半的问题得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回答。我要回答另一个问题，他提出来非常好的问题，教育和培训的关系。我觉得对于中国今天公共管理的教育，我们既需要教育，也需要培训，因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人们的观念，特别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观念。比如说我们的公务员长期的观念，我是在政府工作的，我是要当官的，现在我的教育，作为公务员你是服务于人民的，你是一个职业，不是让你去当官的，这是价值观的改变，这就是教育。培训是教你怎么做，怎么服务于人民，有一套程序和方法，这是培训出来的。比如说什么是电子商务，不是说给你一个网页就完了，是一套程序和方法，这得通过培训来实现，这就是我的看法。

　　David Ellwood：我也非常赞同董教授的意见，在公共领域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最大的尊重公众的利益。我们公共管理的教学就是使大家更加系统的思考和分析，能够更好解决公共的问题。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比如说当我们遇到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公共卫生的问题，正如我们前两年遇到的非典的疫情，当我们面临这样一个不太好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尽量地来使我们的政府在一个透明的体制下把这个事情很好的遏制和处理，这都是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

　　提问：我有一些内部的消息，我是来自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记者，我了解到我们中国很多政府官员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去学习，但是我了解的另外一个信息比较迷惑，我希望你能给我解答。我听说在美国政府内部很多官员并不希望指导我们的人员，我想知道为什么？

　　David Ellwood：我作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至今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可能都欢迎世界各个地方的学生来到学校里学习，因为我们都需要彼此的学习和认知。学生来到大学学习，学校也希望从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学到不同的东西。其实来哈佛大学学费非常昂贵，很多想来哈佛大学学习的学生因为学费昂贵不能来，所以我很大的努力方向是能够使哈佛大学的教育让更多的人接受，能让更多的人来到哈佛大学学习。

　　潘杰客：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我们把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请来，把亚洲基金会中国的主席请过来，把深圳发展银行的行长都请过来，当然我们也把张省长请来，也希望省长能让我们有更多的钱到肯尼迪政府学院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