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银行的兴趣杨明静／图
本报记者 吴传震
杭州市萧山区采用设立“会员制、封闭型、社区化、小额度、非盈利”担保公司的做法，成功地将政府信誉和银行的市场行为链接在一起，同时社区化又能成功化解中小企业融资中信息不对称的难题
52岁的方仁恩做梦也没想到，短短五年时间自己的财富竟从不到百万翻过了两千万。
2001年那会儿，方仁恩还是杭州萧山区新街镇新盛村一个经营小五金作坊的小老板，但是现在已经脱胎换骨，有了现代化的工厂，在整个镇上也小有名气了。
尽管与大多数浙江人一样，方仁恩的财富积累与勤奋、精明、长于捕捉商机密不可分，但是6月8日，他见到记者时，仍然执意要把这个财富传奇的起点归功于新街镇担保有限公司。
和大多数中国的个体商户、中小企业主一样，方仁恩一度饱受资金短缺之苦。尽管新街镇上有不少银行机构，但是没有符合抵押手续的资产，没有第三方担保，银行的门还是对方仁恩关着，在几次碰壁之后，他也就意兴阑珊，断绝了向银行借钱的念头。
新街担保公司
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使方仁恩从银行贷到了款，并更快地发展起来。
6月初，记者在浙江省调查正在此处进行的中小企业信贷改革试点，意外发现了萧山在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方面的宝贵经验，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尝试已经悄然进行了五年，并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担保公司担保的贷款一笔坏账也没有。
新街镇担保公司让方仁恩在致富道路上加速跑的新街镇担保公司，猛一看十分不起眼。
新街镇担保公司座落于萧山区新街镇政府办公楼三楼，6月8日，记者到那里时看到，担保公司的门紧闭着，门口挂着一块普普通通的白底黑字招牌，有点旧了，隔着窗户可以看到墙上贴着一些奖状，不过令人疑惑的是房间里的桌椅上布满了灰尘，看上去似乎久已无人办公。
“这主要是因为担保公司没有正式工作人员，”新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会计，同时也在担保公司兼职的冯水明解释说，“担保公司一年最主要的事情也只是开几次重要会议，比如股东扩股增资会、新成员加入会和年终总结会等。”
新街镇担保公司何以能够如此“清闲”呢？这得从担保公司的诞生和它的特殊制度设计说起。
2001年，在新街镇政府的推动下，新街镇担保公司成立。萧山区的其他一些镇和新街镇一样，也在同一时间段成立了类似的担保公司。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则是与各镇担保公司合作、为各镇担保公司担保的企业发放贷款的惟一一家银行。
与一般的担保公司不同，新街镇担保公司的客户十分固定，实际上，这些客户同时也就是担保公司的股东。用担保公司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它们这是“会员制、封闭型”。
所谓的“会员制、封闭型”是这样的，要想获得担保公司的担保，企业就必须“入会”，成为担保公司的股东。每家企业加入时，出资5万到20万不等，成为公司的股东。根据出资额，企业在向萧山农村合作银行申请贷款时，担保公司将提供最高5倍于出资额的担保。
并不是谁都可以入股担保公司，除了5万元的最低出资额限定之外，企业还必须具备其他一些条件：比如，是不是有发展后劲，在新街镇上“名声”是不是不错，企业主是不是“不嫖不赌”。
如何判断一个企业有没有发展后劲？
担保公司的第一批股东产生时，还着实让一心想“孵化”担保公司的镇政府伤了一番脑筋。除了乡里乡邻提供的信息便利之外，谨慎的镇政府还与萧山农村合作银行一起，详细查看了一些申请企业在合作银行账户的资金进出明细。
“我们看企业的账户情况，还看企业资金的进出情况，那些资金大进大出的企业，我们判断它们的经营非常活跃，是健康的有前景的企业。”萧山农村合作银行新街支行的副行长蒋鉴妙说。
新街镇共有686家企业，2004年工业产值高达140个亿，其中虽然有全国知名的杭萧钢构等大企业，但大部分还是从事纺织和五金的小企业。这些企业规模小，大多数没有可以抵押的资产，也乏人担保，但恰恰是这些企业有着非常旺盛的融资需求。
从2001年开始，短短四年时间，新街镇担保公司迅速地长大了：四年时间三次增资扩股，会员从2001年的9家发展为现在的33家，注册资本金从88万变为1080万，为企业累计提供了441笔、2.08亿元的贷款担保。与萧山其他19个城镇建立的担保公司相比，新街发展得最快。
反担保、信用档案和退出机制
冯水明告诉记者，在这441笔贷款中，没有一笔发生坏账，甚至没有一家企业申请过延期还款。
除了对股东———亦即担保对象———的遴选外，新街镇担保公司如何来进一步控制它的风险呢？
方仁恩的贷款经历和发展过程说明了是一套怎样的机制在保证这些贷款的安全，并同时促进了小企业发展。
2001年方仁恩加入担保公司时颇有些戏剧性，当时他自己的企业注册资金只有8.5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他只能出资一半，达不到最低5万元的出资标准，因为他在镇上的口碑不错，在萧山农村信用社———萧山市农业合作银行的前身———的账户记录不错，加上纳税记录不错，镇政府特地网开一面，他破格入会。
加入担保公司后，方仁恩的小五金厂立刻有了份初始的信用档案，这个档案对企业财务状况、商业合同履行情况、资产、纳税情况等都有详细的记录。
出了5万元之后，方仁恩可以向银行贷款25万元，但必须与担保公司签订25万元的反担保协议，他就以自己多年积蓄买的一辆本田小轿车作抵，而另外8家加入的企业比他出资多，它们签订反担保协议时，就用土地或者房屋抵押。
冯水明介绍，反担保协议加入时一次签订，平时借款时不再签订，但会员企业增资后需要增加反担保金额。
方仁恩加入不久，就从萧山市农业合作银行新城支行借了一笔10万元的流动资金，所需时间不过几天，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虽然其间企业付给担保公司千分之一的手续费，但企业获得贷款的成本并没有增加多少，因为担保公司担保的贷款，萧山农村合作银行给予了20％的利率优惠。
如果不加入担保公司，诸如方仁恩的天恩金属制品这样的小企业根本很难得到银行机构贷款，而通过杭州市内的一些担保公司贷款，不仅手续费高，而且在没有实际抵押物的情况下，这些公司也不会担保。剩下的途径只能是去地下借贷市场用很高的利率借钱了。对于方仁恩们来说，一笔10万元的款子有时恰恰能难死人。
有了担保公司，再赶上好的外部机遇，方仁恩的企业一下子做大了。
从2001年开始，他开始给一些台湾家具企业做配套，它们就在他家附近的萧山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内。每年6月是订单旺季，每次缺钱买原材料时，都是担保公司帮的忙。
“以前是养鸡生蛋，现在是借鸡生蛋，得到的蛋当然就多了。”方仁恩说。2003年，他在村里的开发区买了一块32亩的土地，盖起了自己的新厂房，工人有200多名，去年的销售收入则达到了5000万元。
类似的故事发生在其他会员企业身上：33家会员企业中有三分之二的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万，而这个数字，之前没有一家企业能达到。
从2002年开始，方仁恩逐年将自己在新街担保公司的股份增加到50万元，一方面，他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担保公司的发展。
随着工厂的发展，有了土地和厂房，方仁恩现在成了银行竞相追逐的对象，打了多年交道的萧山农村合作银行为了留住这个优质客户，去年主动给了他1000万元的授信贷款，而那些从前压根不理方仁恩的商业银行也抛来媚眼，表示愿意向他提供贷款。
“我现在是两个发动机走路，”方仁恩笑眯眯地说，“既从农村合作银行贷款，也从其他商业银行贷款。”他解释说，农村合作银行几年来帮助他起步，他不好意思一下子就去别的银行贷款，但是从企业的成本考虑，农村合作银行贷款的利率更高，今后势必要往其他利率较低的银行走。
实际上，这正是新街镇担保公司制度的一个优越之处，企业做大之后，逐步脱离担保公司，保证了这种特殊性质的担保公司能持续瞄准中小型企业。
银行不担心风险
中小企业贷款难，最大的难处之一在于银行不愿意做这些风险大、收益小的生意，那么萧山农村合作银行为什么有动力来做这种贷款呢？
仔细琢磨，担保公司的制度也并非那么周全。
比如虽然担保公司与每家会员企业签订了反担保协议，并且规定会员之间互相担保，一家企业贷款出问题，其余企业共同承担风险，这固然增加了抗风险的能力。但反过来看，一家企业出了问题，也可能牵涉到全部企业，增加了发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
另外，企业在反担保协议中提供的抵押物往往产权不是那么明晰，比如没有土地证、房产证，但也往往能得到贷款。
这是对现有担保法的一种突破，但同时也可能使银行和担保公司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不过，银行似乎有恃无恐。
“我们不担心风险。”萧山农村合作银行信贷部总经理戴建兴说。
他表示，担保公司不论是在设立之初，还是在后来的增资扩股过程中，银行都始终参与，对企业的存款、老板的素质、家庭的情况、产业的前景早都进行了事前调查，并且在这些过程中，银行还有一票否决权，银行不同意的企业，就不能加入担保公司。
由于贴近社区，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可以把信息不对称降到最低程度。比如，萧山农村合作银行新街分行的七个信贷员就每人分管两三个村。
萧山农村合作银行新街分行信贷员马崇恩负责新街镇新盛村。6月9日下午，他陪同记者前往方仁恩的工厂时，边开车边介绍路边经过的企业情况，谁交了新生意伙伴，谁新买了飞机，谁家企业旺季到了，等等，马崇恩都了如指掌。
从银行贷款流程上说，发放贷款之后，会员企业每个月的报表都通过担保公司汇总给银行，使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十分透明。一家企业遇到了困难，其他企业也可以帮助。“33家企业都会去找关系，施加压力，有时在管理上点拨点拨。”萧山农村合作银行新街支行的副行长蒋鉴妙说。
乡里乡亲加政府支持，还有银行的监督，都使企业的老板特别注意维护自己的信誉。方仁恩说：“搞企业的人要面子，贷款到期了，拼死拼活都要将钱还给银行，不能丢人。”
退而言之，银行与担保公司签订了风险承担协议，出现不良贷款，银行只承担20％的风险，担保公司承担80％的风险，而每家担保公司的股本金和风险基金都存放在萧山农村合作银行。以一家会员企业最高贷款500万为例，银行承担的风险只有100万元，而该会员企业在银行的存款就已经有100万元。
政府推动金融创新
担保公司为什么能在萧山区这么普遍的发展起来？直接原因是萧山区政府的推动。
一直参与担保公司创建的萧山区发改局副局长陈继新，向记者讲述了担保公司的来龙去脉。
1999年时，萧山的民营经济已经高度发达，比例超过了95％，但其中70％是中小企业，政府发现这类企业普遍“信誉比较低，创业冲动大，资金相对短缺”，从长计议，必须培养萧山的发展后续优势，其中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是关键。
当时，建立信用担保公司，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在南方的广州、深圳已经开始发展起来，这也成了萧山市领导的基本思路，但他们考虑的更进一步，要建立“民间为主、政府适当扶持”的信用担保公司。
1999年中，萧山市决定由当时的体制改革办牵头，会同财政局和经济发展局，来完成这种新事物的设计。时任萧山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的陈继新随后陪同领导去深圳考察，他发现深圳的高新技术创新服务公司对担保贷款进行5－10倍地放大，这充分发挥了担保公司的杠杆作用，相对以前的担保方式是一种突破，但是不利之处则是这种方式风险难以控制。之前，萧山下面一些乡镇的集体资产经营公司由于替社会上的企业和个人做无限担保，导致巨亏，教训迄今令人心有余悸。
回浙江之后，他们发现浙江农村的一些团体以及温州的一些企业实行会员制，容易解决彼此信息不透明的问题。而浙江临安地区的一些企业互相担保又启发了他们。
最终一种“封闭式、会员制、非赢利”的金融担保制度雏形出现，后来又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加入反担保的环节，使整个制度更加完善。
有趣的是，中小企业刚开始时对政府的一片苦心并不买账。他们将信将疑，不相信能起到作用。比如上述的新街镇担保公司，最初只有8家企业愿意“试试看”。不过，现在信用担保公司的发展已经得到企业的认可，先后建立了20家以镇为单位的信用担保公司，累计给企业提供8亿以上的贷款，现在要求报名参加的企业越来越多，新街镇的企业则甚至开始排队要求加入。
现在萧山区政府为鼓励担保公司的发展，还采取奖励措施，比如每个镇成立的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一旦超过80万，就奖励10万风险基金，超过500万，就奖励30万，超过1000万，再奖励30万。
陈继新总结萧山通过成立担保公司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经验，认为之所以没有产生一笔坏账，主要原因在于：成功的将政府信誉和银行的市场行为捆绑在一起，封闭的会员制以及贴近乡土降低了信息不透明，以及严格的会员准入。
不过，目前萧山区政府也在思考如何改进这种运作模式，他们认为担保贷款的覆盖范围还不够广泛，担保运作的一些环节仍然需要改善，除萧山合作银行之外，还没有银行与担保公司合作，一起参与对中小企业贷款。萧山区政府的目标是最终能够完全退出，让市场自己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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