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现象。对此，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肖玉明教授建议，整顿目前的分配秩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分配机制，合理调节收入差距。当务之急是要采取措施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肖玉明认为，分配不公加剧了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明显表现出三种趋势：
——总体收入差距显著。国际上通常用0．4的基尼系数作为判别分配是否合理的警戒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97；学者们研究的结果普遍认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在0．45至0．52之间，已属于收入差距显著的国家。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以城乡居民收入来说，1985、1990、1995、2000、2001、2002、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6、2．20、2．71、2．79、2．90、3．11、3．24倍。考虑到农民收入中包括需上缴的各种税费及再生产的费用，城镇居民收入中未含所享有的公共产品费用，我国城乡居民的实际生活费用可能相差6倍以上，而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率为1．5左右。
——两极分化初现。一份研究报告表明，2002年底，我国居民个人储蓄存款为8．69万亿元，其中50％为不足10％的人口所拥有；2003年中国内地百万美元富翁约有23．6万人，比上一年增长了12％，成为富翁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2003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为637元）尚有2900万，生活在低保线以下的城镇贫困人口有2200万。
肖玉明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贫富悬殊的分配不公问题如此突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国家宏观政策、资源调配权等因素形成的收入差距。例如，一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国家政策垄断资源、垄断价格、垄断市场，形成高额垄断利润和垄断收入，其中很大一部分最终转化成了垄断性企业职工的高收入；又如，同一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因资源调配管理权限不同，职工工资外收入差距往往很大。二是违法乱纪所形成的非法收入，如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偷逃骗税、走私贩私、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形成的非法收入，在非生产经营领域由以权谋私、设租寻租、贪污受贿等所导致的非法收入等，恶性地扩大了贫富差距。三是国家制度、政策的漏洞而形成的收入差距，譬如，前些年实行的价格双轨制、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行政审批制都形成了巨大的租金收入，流入到了一小部分人手中。
肖玉明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差距的相关措施：一是消除其产生的原因，如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扩增教育机会；通过有关劳动者权益的社会立法，保证每个人都有充分使用所拥有生产要素的机会和权利；通过税收政策缩小人们的财产多寡差距；通过股份的分散化使更多的人拥有资产。二是直接间接干预分配过程，如制定统一的最低工资法律制度，建立劳资协商制度，扶持能削弱垄断的力量，对贫穷落后的地区、行业进行必要的财政支援等等。三是运用再分配政策手段对初次分配结果进行调节，如通过税收来减少高收入者的收入，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转移支付手段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救济失业和贫困者。
据民意测验，当前人们对于贫富差距最不满的是不正当致富。因此，打击不正当致富，铲除黑色收入，应是我国建立良好分配秩序的当务之急。从中国的实际看，当前合理调节收入差距的重点，应放在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上。为此，肖玉明提出了整顿当前收入分配秩序，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分配调节机制的建议：
——建立健全初次分配的公平制度。要把各竞争主体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作为初次分配公平制度的基本内容来塑造，在制度上保证每个公民参与经济社会活动、获得合理收入的机会均等，消除产生收入差别的制度性原因。初次分配中的不公问题解决好了，政府再分配的各种手段才能奏效。
——建立健全公平有效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征收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等，更重要的职能是调节收入差距。我国目前仅仅把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作为增加政府收入的一种手段，起征点太低，又不实行累进税率，加上工薪阶层收入透明度较高、高收入阶层收入不透明等因素的影响，致使个人收入所得税并没有起到合理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必须大幅度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同时选择合适时机开征遗产税、赠予税，并逐步实行累进税率制，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解决我国垄断性企业职工收入过高的问题，长期看要依靠市场竞争机制，短期可考虑对这些垄断性行业开征垄断税，以防止本该属于国家的垄断利润被不合理地用于职工分配。在财政政策方面，要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来进一步改善低收入者、贫困者以及其他各种需要救济者的生活状况。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消除权力参与分配。我国行政权力控制着大量的资源，并经常介入对资源的配置，这是我国出现形形色色的设租寻租等腐败现象的体制根源。在制约权力参与分配这一点上，必须拿出足够的政治勇气，要扩大媒体对权力的监督权，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国家资源由行政权力直接控制为间接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和收费制度，将所有的规费收入都纳入预算，从体制和制度上消除权力参与分配。刘昱莲 绘（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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