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起，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将在京和政府高官、顶尖企业家等一起参加为期3天的“诺贝尔经济论坛”。他们将就“人类的和谐与发展”主题展开系列演讲与对话，以及奥运经济、首都城市发展等问题向北京“支招”。这是打造“学术北京”的一次盛事。
今天上午，八位白头发老先生就要在北京登坛开讲了，这是一种高调的姿态，中国勇于接纳最前沿经济学的理念，央行行长周小川谦逊的姿态，传达出一个善意的信号，中国人既善于创造，也同样善于学习。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暴露了数不清的令人头疼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对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异常兴奋，他们不停地做出各种各样的预测，为中国开出一系列药方；他们痴迷于中国经济的优点和漏洞，以探讨中国问题为时尚；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企业家频繁接触，甚至充当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顾问；他们受到中国人的追捧，得到偶像般的礼遇；他们在中国保持着微笑，但也会皱皱眉头；他们喜欢用思索代替说教，他们在中国更愿意成为一个提问者，而不是回答者。
他们七人各具性格：温缅者如约翰·纳什，率性者如罗伯特·蒙代尔，激昂者如詹姆斯·莫里斯，温和者如罗伯特·福格尔，沉稳者如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灵秀者如弗农·史密斯，儒雅者如克里夫·格兰杰，善谈者如斯蒂格里茨。
他们很少有机会能聚在一起，甚至其中的几人从未谋面，是中国北京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以至于在外人眼中大有“华山论剑”的味道。
商报记者 李海
史密斯长辫子教授
年龄：78岁获奖年份：2002年国籍：美国
他的长辫子已经成了他的名片，无论在讲台上，还是在领奖台上，他的长辫子都把他的个性张扬到了极至。得奖成全了另一位幸运儿
史密斯前几年一直在靠近西部的亚利桑那大学从事经济学的室内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并卓有成效。近年来，一度隶属于弗吉尼亚大学的乔治·梅森大学为了将自己在美国名校的排名向前推进，大力以各种优厚条件招收著名研究人士，史密斯和他的6名助手，也就是他的经济科学实验室的全套人马就是去年才从亚利桑那大学被“挖”到华盛顿近郊费尔法克斯县的乔治·梅森大学校园的。美国有的报纸戏称乔治·梅森大学用类似“政变”的突然手段为本校争到了一个诺贝尔奖。在实验室里研究经济学
他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奠定了实验经济学领域的基础。他发展了一系列试验方法为在实验室里可靠地进行经济学研究制定了标准。在传统上，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被看成是一种依赖实际观察而不能在实验室里进行试验的科学。但是史密斯研究证明，经济学研究越来越依赖于实验室里的研究而不是实地获得的数据。
Ｓ036
蒙代尔跟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诺奖得主
年龄：73岁获奖年份：1999年国籍：加拿大
在颁奖礼上引吭高歌
20世纪70年代初，蒙代尔从消除外汇市场风险尤其是远期外汇市场风险为起点，明确主张创建欧元，并为欧盟起草了第一份完整的欧元计划书。蒙代尔即使不是惟一的“欧元之父”，绝对是其中之一。
1999年，当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时，这位老先生唱了一首歌——《痛苦与欢乐》来给众人听，因此成为20世纪惟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一展歌喉的获奖者。
蒙氏花钱方式
而近100万美元的奖金却令这位经济大师头疼了一阵日子，结果还是制定了一个颇具蒙氏风格的花钱计划，首先修缮自己在意大利的豪宅，然后再花钱为自己的儿子买一匹矮马，最后剩余的奖金，这位欧元之父又以欧元形式存入银行的账户。
他的一位传记作者这样描述他：“他好美酒、好佳人、好古堡、好绘画、好旅游、好收藏、好世间美景、好思古幽情，课堂上似苏格拉底，课堂外如闲云野鹤，却造就出一代又一代国际经济领域的顶尖人才。”
关于他的传说比比皆是：经常躲在画室，一画就是几天。常常独自一人通宵达旦看电视，自己心目中最聪明的人不是哪几位经济学大师，而是美国几个脱口秀主持人。跑到意大利北部花巨资购买一栋建于12世纪、年久失修的古堡。长发披肩是哥伦比亚校园风景，课堂上不修边幅早就出名。
中国是全球惟一健康经济体
两年前，这位满头银发的老者，说出了一句令全体中国人异常兴奋的话：中国是全球唯一健康经济体。姑且不论此话是否有足够的依据，但确实让倪润峰拜服，这位曾经让中国企业家宁愿花上三万美元，而仅仅只是几分钟对话的人，这个曾经以作秀而闻名的学者，这个经营自己的品牌胜于经营学问的人，博得了中国人的欢心。
人民币不应该升值
蒙代尔一直强调，人民币不应该升值，蒙代尔表示，非常好的情况是，中国政府坚持了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中国目前的汇率水平很恰当”。
中国并不需要人民币升值，但必须要努力解决诸如减少贸易顺差等问题。
Ｊ013
纳什天才与疯子只差一步
年龄：69岁获奖年份：1996年国籍：英国
纳什在中国的知名度丝毫不亚于蒙代尔。2002年夏天，纳什第一次到中国，这时距离《美丽心灵》全球放映整整一年的时间，这部影片几乎囊括了当年世界各地的电影节上的全部奖项，55年前，纳什在他那篇仅27页长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博弈理论。30岁后，从学术界消失了，甚至在世界上消失了。正应验了那句话，天才和疯子只差一步。
电影《美丽心灵》中的一个场景：4个男生在学校酒吧里正商量着如何去追一个漂亮的女生，纳什则埋头于他的计算。“如果他们4个全部去追那漂亮女生，那她一定会摆足架子，谁也不搭理；这时再去追其他女孩子，别人也不会接受，因为没人愿意当次品。”突然，纳什自言自语道，“但是，如果他们4个先追其他女生，那漂亮女生就会感到被孤立，这时再追她就简单得多——我明白了。”纳什兴奋地冲回自己的房间。
这就是纳什博奕论最有意思的应用。
Ｓ036
莫里斯中国农村要从“小”抓起
年龄：77岁获奖年份：1994年国籍：美国
由于他在信息经济学理论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的论述，获得1996年诺贝尔经济奖。
“中国幅员辽阔，一个城市的规模未必能够决定国家发展的趋势，每个个体单位的发展才是决定国家最终发展程度的关键因素。”莫里斯说，“同时，在发展中国数量众多的小乡镇时，不要过于关注城市的规模，而要关注这个城市的文化程度或者文化内涵。”莫里斯认为，中国对小城市发展的忽视直接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悬殊，而这种忽视在直接投资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与西方国家对乡村地区投资的逐年上升形成了鲜明对照。
Ｊ013
福格尔预测21世纪人口寿命
年龄：79岁获奖年份：1993年国籍：美国
如果一个近八十岁的耄耋老人说，他要来为你做一个预测21世纪人口寿命的报告，你会不会感兴趣呢？
79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演讲题目：“预测21世纪的人口寿命”。今年三月，福格尔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20世纪人口老化过程中生理的变化》论文。
福格尔对亚洲和中国经济非常关注，1999年他曾预言到2015年，中国的汽车产量将达到1000万辆，很多人并不相信他的预测，因为当时中国的汽车产量还不到200万辆。
2004年他来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做演讲时称：“现在看来这个预测可能过低了。”于是，他开始重新预测，从2002年到2004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年增长率达到了35％，按如此水平发展，到2030年，中国汽车的年产量将超过现在全世界的年产量。
商报记者 杨雪婷 Ｊ108
斯蒂格里茨能“出世”又能“入世”
年龄：62岁获奖年份：2001年国籍：美国
为他赢得诺贝尔奖的是“不完全信息理论”。
斯蒂格里茨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已是硕果累累。23岁时，他就在麻省理工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他的导师则是大名鼎鼎的萨缪尔森。斯蒂格里茨是少数既能“出世”也能“入世”的学者，他不仅在美国各大名校挂职，还是世界银行高级行长和首席经济师及克林顿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他在政府任职的这段经历也成就了他的名著《喧嚣的九十年代》，这本书是他在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中任职期间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反思和回顾。在书中，他既赞扬了克林顿政府的目标和激情，也批评了美国政府政策制定中的种种弊端。
种种耀眼光环背后的斯蒂格里茨教授是个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邻家爷爷。他的助手曾经回忆说：教授闲谈时有个习惯，常常张着嘴好一会才发出声音。我们都笑说他脑子动得太快，以至于嘴巴跟不上，他也一点儿不介意。
商报记者 杨雪婷 Ｊ108
格兰杰一次口吃改变一生
年龄：71岁获奖年份：2003年国籍：美国
而格兰杰走上这条道路则颇有戏剧性。高中的最后一年，老师要求学生站起来说出他们将来的职业规划，当时，格兰杰想到了气象学，认为这是个有前途的职业。可是当时有些结巴的他，站起来谈自己的理想时，却想不起“气象学”这个单词，便随口说了一个“统计学”——这一次“结巴”便决定了他今后的学术道路。
克里夫·格兰杰，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计量经济学家之一，在利用数学模型分析时间序列数据方面的实证研究，给全世界打开了一扇窥探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大门。此次格兰杰北京之行演讲的题目也没有离开预测——《经济预测与北京奥运》。
格兰杰说：“我经常被人问起，我是否是一个走运的家伙？因为在我的学术生涯中，通常会在适当的时机得到一笔奖学金或者一个好职位，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也能经常撞大运，譬如，我经常能碰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和稀缺的停车位。但我从来没有把这本事用于赌博上，我的一些朋友经常打着我的名义去寻找停车位，他们说这很管用。甚至在佛罗伦萨都很管用。
商报记者 杨雪婷 Ｊ108
普雷斯科特帮助中国人养老
年龄：65岁获奖年份：2004年国籍：美国
当去年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国内有学者称其理论成果暂不适合于中国国情，因为该模型用数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宏观的商业周期变化，但前提是相当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而且即使在西方他的模型更多地是应用于学术研究，因为他并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于是在人们心目中，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的理论象是摆在象牙塔里祭品，与实际的经济生活相差甚远。但此番普雷斯科特来中国演讲却选择了《如何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为养老提供财务支持》——这样一个与政府和普通百姓都密切相关的题目。
瑞典皇家科学院称：“普雷斯科特的分析解释了70年代各国未能成功控制通货膨胀的原因。”两位学者主张，任何政策的关键都在于做出并坚守承诺。这引发了一场中央银行的独立运动，使其不再轻易受到来自担忧经济短期波动的政府官员的意见干扰。
商报记者 杨雪婷 Ｊ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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