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入夜后那些或焦虑或狂欢的城市“欠睡族”，从某种角度，昭示着我们的生物钟是如何被急速的经济节奏所重塑。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都曾由于经济的飞跃而兴奋得睡不着，现在轮到我们了。
《新周刊》
GDP曲线与睡眠曲线之间有着惊人的关联度：GDP走高，睡眠值走低；GDP走低，睡眠值走高。
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生活的急速革新，划一的作息时间表被各种的焦虑、亢奋激素撕裂。入夜后那些或焦虑或狂欢的城市“欠睡族”，从某种角度，昭示着我们的生物钟是如何被急速的经济节奏所重塑。在寻求社会经济繁荣与个人财富增长的同时，有人呼唤“睡眠关怀”。
我们并不真的需要“绵羊辞典”和心理医生。中国人的睡眠问题其实是全社会的心态问题———如今，是整个中国社会处在不眠和亢奋之中，人人热衷于工作及享受，来不及休息，睡个好觉。
中国人正在呈现多种作息时间表———一些自由职业者在过着西半球的时间，在中国的早晨阳光下累得呼呼入睡；更多的城市人，包括公务员、工人和经商人士则在早晨拥挤的公共汽车、地铁上挤着，在繁忙的进城道路上焦急万分地堵着；小城市的女工则正下着“三班倒”的晚班，在以前的这个早晨，她们该走在田埂上开始一天的农活；更多的农民仍然在赶早，那些老人家仍然坚持晨运。“一日之计在于晨”是每个中国人在小时候都会接受的做人道理和教诲，但在如今，这个说法显然被更时髦的说法所取代———“今晚你有什么节目？”
被城市化撕裂的作息时间表
上海自由职业者佳宁，从事形象设计，又是一个职业时装买手，是那种昼夜颠倒的“夜生动物”。她通宵工作，在凌晨4点睡下已是“早点睡”，碰到要赶工的时候，试过从头天夜里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的11点。每天下午2点多起床后，她出门第一件事情便是径直溜达到一家星巴克去，喝上一杯热腾腾的玛奇朵，“这个时候整个人才算醒过来，”佳宁已经离不开咖啡因的味道，“每天怎么能不喝咖啡呢。也许，我是那种不喝咖啡就睡不着觉的人。”她花在这家来自西雅图的咖啡连锁店的金钱，恐怕自己也难以计算。确实，若论未来对中国人生活改变最大的东西，咖啡大概可以位居前列，在某种程度上，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饮品，还作为一个社会强者角色的符号存在。
像她这样的“咖啡瘾君子”在上海和其他大城市不在少数。另外有人依赖香烟、可乐、茶、音乐、电视、DVD，或者是游戏，让自己在夜深人静的凌晨保持清醒。他们或者是工作狂人———正如我有个同事曾冒出一句狂言：“我觉得睡眠才是浪费时间。”他们或者是生活“放荡”者———正如王东，广州一个自由音乐玩家，常常与同伴通宵排练音乐，“做音乐就停不下来，一晃七八个小时，饭都不记得吃了，当然更想不到睡觉这回事。”
一如AC尼尔森最近进行的一项全球睡眠习惯调查，结果显示，1/4的中国内地受访者午夜之后才就寝，近2/3的中国内地受访者早晨7点之前就起床，调查还表明，20－30岁的年轻人正成为夜生活的主力军。
睡眠科学研究发现，人体的睡眠循环是他们无法控制的———但，可以通过咖啡因刺激和亢奋的成功感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操控。“视觉艺术超人”陈逸飞每天才睡4小时，可他正是长期如此导致劳累过度，意外地英年早逝———在此之前，每每出现在公众场合的他，总是精神抖擞、神采飞扬地描述他的“大视觉”构思。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才叫“成功”。
“当所有的人都在为他们的事业奔忙的时候，如果你还在被窝里面呼呼大睡，这种特性无论如何，得到的都是一致的否定。”芝加哥Rush大学医学中心的教授爱德华·斯特潘斯基（EdwardJ.Stepanski），是一个睡眠科学的研究专家，在对他的失眠病人做研究后发现，现代人群对成功和收入的焦虑常常让他们扎醒，让他们从梦乡进入残酷的名与利的世界。
在中国，农村正在向城镇靠拢，中小城市向大城市看齐，大城市在城市结构和生活形态向世界国际大都会攀比的城市化“大跃进”时期，划一作息时间表便自然而言地被撕裂了。
曾经“可以睡在任何地方”
香港明珠台，有一档生活节目，主题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舒服的床”———一家位于纽约的采用超级密集的弹簧的床垫和最高档床上用品的精品酒店；一家在马尔代夫的海岛酒店，睡床架设在碧绿浅海上；一家在瑞士的超级安全酒店，动用元首级保安系统来让你睡得安稳。西洋人必得有舒服的床才可以睡，而中国人“可以睡在任何地方”，这是美国学者明恩溥（约翰·史密斯）在其经典之作《中国人的素质》中的惊讶发现。
“他可以睡在任何地方。任何足以使我们发疯的细小干扰，都无法打搅他的睡眠。用块砖头当枕头，他便可以躺倒在用草、泥砖或藤条做的床上，其他一概不考虑。他用不着把房间的光线弄暗，也用不着别人安静。”
明氏对中国人睡眠习惯最大的诧异在于“喜欢午睡”———“所有的人在午后两小时似乎都睡着了。这已经成了常规，不管他们人在何处。午后的这两个小时，整个世界安静得就像子夜后的两个小时。”但这种状态已经是百年前的中国人的状态，如今，所有的中国人都学会像他认为的“西洋人”那样处于财富焦虑中，拼命努力工作，废寝忘食，为的就是买车买大屋子，在“最舒服的床”上睡得美满。
教育家潘光旦认为国人在睡觉上的本领是我们的长处，他说“中国人的镇静、不忙、睡觉的本领、忍痛的本领、不好运动及在扰乱的环境里能泰然安处，与西洋人的神经过敏、讲效率、好运动等，两相比较，的确是我们的一些特性。从某种见地看，这正是中国民族的长处。”
但如今，曾经在哪儿都能睡得着的中国人变了，属于中国的午后“子夜两小时”在中国正在丧失，中国正从“昏睡症”变到“不眠症”。种种围绕中国人夜生活的“夜经济”正在成型：电视中出现了入夜后的“新黄金时段”，越来越多的电视台、电台变成24小时频道；夜店和24小时便利店在凌晨依然灯火通明；网络视频、网络游戏上圈着一大群的夜猫网民……在年轻人为城市人群主体的深圳，人大、政协代表提议市政府能否率先把“朝八晚五”的上班制度改为“朝九晚六”，以便让城市的“夜经济”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
为何一定要在夜里醒着
中国人为何变得一定要夜生活？中国人为何一定要在深夜醒着，在做什么？
是为了在夜间增添额外的工作时间？———“如果你每天额外工作两个小时，你能超越你所在领域的任何人。”美国职业咨询顾问布莱恩·翠希（BrianTracy）说，“问题是，你到哪里去找这两个小时？清早时光是最具生产力的时间。在每天夜里工作并不适宜，因为到那个时候，你的电池都快耗尽了。太多的成功人士都是在5点或5点半前起来的。起得晚，工作时玩乐，那都是失败者所为。”既然成功人士仍然是早起的鸟儿，那么，那些晚起的懒虫追求的是什么？是成功？显然不完全是。他们更多的是在享受自我支配的感觉而已。
是为了显示自己是能掌控生活的时髦者？———“只有弱者才睡觉”则是《时代》周刊新近的一个说法，文章认为，在这个年头，工作时间弹性大、通宵夜宴、制作全天候新闻以及家庭蒸煮咖啡的人们比那些中规中矩起床吃饭睡觉的人正常得多。但，随着“欠睡”现象的严重，已经在全球引起了“自我检讨”风潮，“自然睡眠”已经成为生活的时髦。
那么，是为了让自己更幸福吗？———尽管研究者几乎一致同意，缺乏睡眠会导致精神和神经系统的迟钝，但许多人仍然坚信，他们的身体是例外的。对于他们来说，增加生产时间的满足感、陪伴家人朋友的额外时间、以及深夜沉浸于电脑、电视、游戏之间而不受任何干扰，都比从入睡的无意识中得到更多的幸福感。只是，林语堂曾经在《生活的艺术》中指出，中国人对于快乐和幸福的概念是“温暖、饱满、黑暗、甜蜜”──即指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上床去睡觉的情景。
明恩溥对中国人的幸福睡眠状态的描写更为直接：“至少对干活的人来说，睡在哪里倒是无关紧要的。其他人也一样。横卧在三辆手推车上，低着头，像一只蜘蛛，张大的嘴里还有一只苍蝇。”尽管描绘有点尖酸，但从我们如今这些陷入“睡不着”的现代生活的奴隶看来，这样的沉睡功夫其实是最简单的幸福。
生活方式的选择只在乎个人，但这里可以判断的是：睡不着的人，绝大多数并不是生活家。
《市场报》 (2005年05月17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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