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雅别致，古韵十足的四合院，朱漆戏台，巨幅的寿字高悬戏台中央，台上梅花大鼓、单弦、相声个个节目精彩别致，台下亲朋好友交相言欢，其乐融融好不欢喜……这恰是一场新近举办的堂会。
“堂会”是旧社会家中邀请艺人而举行的演出，主要在有钱有势的“大宅门”内盛行。去年12月，以“星期五相声”闻名的北京红馆演艺工场将堂会重新包装后推向市场。
于是，曾经专给慈禧太后做寿摆宴、给乡绅富豪撑场面的堂会，经过新文化的洗礼得以重生，且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势。
此后的一段时间，不尊重艺人、重现旧社会阶级压迫的批评声，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结合点的赞许声，能抓住消费者心态的钦羡声，如雪片般飞来。
一小撮人的娱乐
堂会现在已经相当红火，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红馆的咨询电话不断响起。红馆方面负责堂会业务的张宏伟说：“最忙的时候，一天有过九场堂会演出！演员几乎是脚不沾地的到处赶场，需要众多工作人员进行排序协调、调度。”
北京的刘戎先生为乔迁之喜请了一场堂会，安排了评剧《花为媒》、京剧等家人喜欢的娱乐形式。堂会开演时，刘先生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也一时兴起登台与演员合唱了一曲。“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我奶奶乐了一个多星期！”刘先生如是说。
李先生是位50岁出头的私营企业主，年收入在百万以上，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堂会的报道，出于对曲艺的喜爱，李先生于自己生日之际在北京一家饭店请了场堂会。“一般的请客吃饭都太平凡了。请个堂会有演出，大家都觉得新鲜，观众和演员还能互动，现场气氛挺好的。”李先生的这场堂会花了7000元，不包括小费，对此，李先生说：“感觉不错，基本上都是专业演员，主要图个热闹。以后亲戚、朋友有喜事，我给他们推荐堂会。”
尽管堂会的发起者红馆方面一直强调，把演出送到百姓家。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据红馆方面的统计显示，目前请堂会的还是一些中高收入的个人。“订堂会的以民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为主。”红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事实上，堂会的推广也还只是在一小撮儿人当中进行着。
据了解，堂会的演出形式从京剧、评剧、豫剧、黄梅戏，到相声、杂技、气功、变脸……所有可以想到的民间艺术形式几乎无所不包，不胜枚举。此外，红馆方面还可以根据请堂会的“本家”的具体要求策划安排适合本家口味的表演。目前，红馆的堂会服务以旗下的签约演员为主，如果本家想邀请名人，收费则要另行商量。“只要演员是有价的，本家又出得起这个价钱，应该都可以邀请得到。”张宏伟说。据记者了解，目前，要求邀请大腕演出的人并不多，红馆方面邀请过的较有名气的歌手包括有文章、郭峰、周彦红等。
“堂会最初的定价是5000元一场，但是在我们所承办的堂会中，价格最高的一场达到了60多万。而且，堂会已经跳出了家庭的范畴，有很多企业把堂会搬进了联谊、团拜等公关活动中。”张宏伟说。
又见堂会
提及堂会，著有《喜庆堂会》一书的民俗艺术家常人春老人告诉记者：“堂会其实不是只有旧时的剥削阶级才可以享受，在过去的老北京，办堂会富贵人家大办，小康之家小办，穷人家还可以‘穷办’，婚丧嫁娶也都要办。富贵人家自不必说，如1921年在京的高级军官为陆军总长靳云鹏老母做寿，醵金两千大洋请了一个堂会。靳云鹏觉得不够派头，又追加一千五百大洋请梅兰芳演了《木兰从军》。这三千五百大洋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30万元。”常人春说。“小康之家请不起‘大戏’，就会请‘小戏’，比如河北帮子、河南帮子之类；而再穷点的人家，要给老人做寿，就会找个街头杂耍甚至卖唱瞎子来热闹热闹。”
解放后，提倡移风易俗，制约红白喜事大操办；同时传统戏曲和曲艺告别了戏园地摊，走入了庄严的剧场，由为私家服务改为“为人民服务”。虽然没有明文禁止堂会，但“体制上已经不允许堂会存在了，它只能‘犹如小草石下青’。”常人春这样解释堂会曾经的局面。
与旧社会时相比，堂会复出后，其娱乐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从去年11月底到现在，我们已经演出大大小小一百四十多场堂会了。”张宏伟高兴地告诉记者，言谈间难掩得意之势，“可以说堂会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而且很受大家欢迎。”
常人春则表示：“作为一个传承性非常强的事物，堂会的复兴在一定意义上算的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我衷心地希望堂会可以在民间发扬光大、创出自己的品牌。”常人春更愿意把堂会的“复兴”看作一个新事物的诞生，“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没见过”。他解释道。
曾经请过堂会的李先生说：“在婚庆或者寿宴上请个堂会，大家伙儿都很乐意看，我们和客人的沟通也会更自然。”
争议中的商业价值认可
尽管堂会在商业化之初赢得了不少媒体的关注，但关注过后也随之引发了一场令人意外的争论。
相声界辈份最高的常宝华就曾对“堂会”表示反感。常宝华回忆道，解放前，曲艺堂会表演的服务对象常常是没落军阀、老太监等，女演员受辱，男演员挨饿、挨打乃至被本家轰走的现象时有发生。“堂会是旧社会艺人的悲哀。”常宝华先生说。
对此，张宏伟不无感慨地说：“一些老艺术家不能接受‘堂会’，是因为过去那个堂会是剥削阶级才能享受到的，艺术工作者被蔑称为戏子，经常受到本家的凌辱，现在绝对不会有那样的事了。目前我国对文艺工作者的推崇程度大家有目共睹，观众都是带着崇拜的眼光看演出。尊敬还来不及呢，何谈对演员们侮辱呢。”
马季先生也表示了对堂会的支持：“堂会这种小型聚会的形式给演员提供了更大的发挥余地，尤其对于相声来说是特别合适的场所，有即兴的成份，演员可以锻炼真本事。”
“现在红馆搞的堂会已经与过去的堂会有着本质的不同了，因为社会性质决定了堂会不再是‘剥削阶级的奢侈品’。而且形式也大不相同——老堂会有着严格的规矩、固定的套路，从来都不可以‘拆套’。绝对不可能有现在的‘歌舞堂会’，旧时堂会要是出现歌舞节目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那破坏规矩。”常人春说。
一位请过堂会的消费者向记者表示：“老艺术家对堂会反感其实是思想不够解放，艺人是下九流的说法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现实情况是，不管有多少争鸣又或是认知上的差异，堂会本身确实延展了民俗艺术形式的商业价值。（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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