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海春天，一个在中国田野里行走了75年的身影离去了。
费孝通先生有很多头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等等。但他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今日中国社会学影响最大的学者当首推费孝通先生。也可以说，费老是今日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
我的一生最重要的当属新中国成立后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与祖国的富强和发展紧密相连。费老如是说。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学术和乡土结合在一起，永不怕时间的冲洗。费老，至情至性，一路走好。
“我敢预言，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1938年，当时国际著名的人类学、社会学界泰斗马林诺斯基教授在读完他的中国学生的一篇博士论文后这样欣然赞叹。这篇文章，就是奠定了费孝通在国际学术界崇高地位的成名之作———《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更重要的是，从1935年开始乡村调查开始，费孝通从此把目光、把自己的一生深情地献给了“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他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积极“用自己的智力来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从《江村经济》呼吁农村发展乡村工业，到上世纪80年代对小城镇和区域经济的研究，记录了他70年一如既往的学术富民实践，同时也在中国经济变革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前行者的脚印。
95岁的世纪老人费孝通4月24日深夜溘然长逝。4月26日，北京大学逸夫二楼5203室，费孝通先生的遗像在一束束鲜花的簇拥下，慈祥地面对络绎不绝的吊唁者。在人们无数深情缅怀的留言中，记者记住了这样一句话：一生行行重行行，学术富民70载。
《江村经济》找出中国农村基本问题
1936年夏，太湖东岸一个名为“开弦弓”的普通村落，迎来了一名扶着手杖、病容满面的青年学生。这就是刚从广西大瑶山调查负伤归来，并且承受着丧侣之痛的费孝通。当时，没有谁能够想到，这名26岁青年的到来，使得开弦弓村数年后以“江村”的名字闻名海外，时至今日探访者仍然不断。
费孝通后来回忆道，在开弦弓村期间，他看到村里农民开办了合作社，农民在机器上缫丝，工业进入农村……这引起了他的研究兴趣。于是他一边养伤，一边把在村里所见所闻的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记录下来。
同年9月，费孝通带着他在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搭乘“白公爵”号邮轮踏上了去英国留学的旅程。1939年，费孝通根据在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完成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在《江村经济》里，费孝通初步提出了乡土工业重建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农村传统的经济模式是“男耕女织，农工相辅”，农业和手工业密切结合，是一个人多地少的乡土中国的特点。手工业分散在家庭里，虽然使中国传统工业在技术上不易进步，但土地不足的农民，可以靠这些家庭工业获得的收入，维持小康生活。因此，费孝通提出了要积极发展乡村工业的主张。
多年后，费老在一篇回顾文章中写道：“我在农村实地调查里从亲眼所见的事实产生了一种想法，即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当时的历史现实促使我发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为我后来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扎下了根子。”
1957年大声疾呼恢复发展副业和乡土工业
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费孝通生前曾说过，自己的研究是为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1947年，费孝通从英国回到北平，从教于清华大学。此间他将前段实地调查研究的资料整理成文，出版了《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这两本代表作。此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对中国农村如何发展乡土工业、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实现小康的主张。
1949年，费孝通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56年，费孝通被任命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立志为国家倾其才华。1957年，费孝通重访开弦弓村。光阴荏苒二十一秋，彼时的费先生已是47岁的中年人。重新踏上“江村”的田野，费孝通看到农业有了进步，粮食产量提高了，心中很是愉悦。但是，他同时看到20年前一度兴起的工副业消亡殆尽，农民手里没有钱花，商品交换日益萧条，小城镇和各种集市也渐趋萎缩。眼前的一切又使他忧心忡忡。通过深入调查，他认为开弦弓村解放以后农业增产了60％，但是一些人觉得日子尚不如前，问题就出在副业上。在《重访江村》一文里，他这样写道：副业和农业不应当是矛盾，农副业之间安排得好又是可以相互支持的，在资源、劳力、资金的利用上，可以搭成一个有利的循环……我希望在农业社经营范围这个基本问题上，是否可以放开来争鸣一下，多从实际研究研究，农业和工业之间，究竟怎样配合联系，才最有利于我们这个人多地少的具体情况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种想法，竟给他带来了20多年的噩运。由于他的主张与政策相左，从“江村”回来不久，他便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抄家，关牛棚，挨批斗，1969年下放到沙洋干校劳动改造。从那时起直到1980年，费孝通失去了继续进行农村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机会，也给他的学术生涯带来了20年的空白期。
为早期“乡镇企业”鼓与呼
23年蹉跎。1980年，费孝通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彻底改正，然而人生能有几个20年！此时的费孝通，已年过古稀。他自己估计还有10年时间可以从事研究工作，所以在一次会上说：我口袋里只有10块钱了，不该零星地买些花生米，而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才是。这件“心爱的东西”，就是继续“为中国农民能富起来做点事情”。
由于急切地想看看他魂牵梦绕的开弦弓村20年风雨之后的模样，1981年，费孝通再次踏上了“江村”土地。这次重返，他高兴地看到了“江村”当年人均收入已接近300元，位于全国前列。而在1978年，“江村”的人均年收入还只有114元。为何“江村”的农民收入能这么快地增长？通过实地考察，他发现乡村的社队工业正在迅速地发展起来。而这种在乡村创办的工业，不就是他40多年前所提倡的“乡土工业”吗！
“江村”的变迁使费孝通逐渐领会到中国经济的特点，并首次提出了“工业下乡”的策略。他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因此，工业不能全部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而应想方设法分散到广大的农村中去。这样，不但可以减轻城市的人口压力，而且产生了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劳动者，可以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
费孝通把他这次看到的中国农民创办的工业，形象地叫做“草根工业”。为了促进草根工业的发展，他通过对一个村镇的实地考察，以事实为依据，写出了大量具有说服力的文章，提出了“苏南模式”这一概念，后来，他又陆续总结出“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侨乡模式”等。即使在乡村工业屡遭非议，甚至受到打击的时候，他也义无反顾地为乡村工业的发展奔走呼吁……2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乡镇企业，已经不再是昔日的“草根工业”，而已成长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城镇建设富有远见的战略卓识
在经历了23年的学术空白之后，古稀之年的费孝通焕发了自己的“第二春”。1982年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变化，费孝通又敏锐地提出了研究小城镇的课题，并亲自带队进行专题调查。
通过大量调研，费孝通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12亿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农村。这十几亿人吃、住、工作都是大问题。由于国家严格控制城乡之间人口的流动迁移，用行政手段划清城乡户口，农民进不了城，于是农村中“隐藏”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十来亿人如果都住进大中城市，需要花多少钱建设多少个大城市？这根本没有现实可能性。他还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根据国情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大力发展小城镇。他主张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小城镇小则三五万人，大者也不超过十万余人。对于我国城乡还存在的二元分割结构和所谓城乡“三大差别”，他主张把“三大差别”和农民一起“消灭”在小城镇里。
1983年，费孝通在大量深入调查基础上写出的《小城镇大问题》等系列文章，受到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学术界和高层决策人士的普遍重视，从而使全国范围内的小城镇建设逐渐形成高潮。
时至今日，许多学者依然对为费孝通20多年前提出的小城镇建设思路感到振奋。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关宝说，费孝通提出的江苏小城镇的发展战略，为后来整个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启示。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虎林告诉记者，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地带发展小城镇，是消除历史形成的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市民与农民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与手段。发展小城镇对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社区的建设、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三农问题的解决都很关键，并且牵涉到国家整体发展的方方面面。从宏观和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卓有远见的战略性思路。
探索研究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1984年，已是74岁高龄的费孝通“行行重行行”，他的调查研究走出了“江村”，越出了江苏省界，分两路进行。一路向浙、闽、粤、桂沿海地区；另一路向黑、蒙、甘、宁、川、云边区。十多年间，他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会，紧紧追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城镇的发展变化。
在对西北、西南的考察中，费孝通越来越感到沿海和内地，特别是边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给我国现代化进程带来越来越多困难。在考察西北和西南地区后，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及《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等旨在加速开发边区经济的建议。
1990年，浦东开发提到了日程上。八十岁高龄的费孝通在多次对长江三角洲做了调查研究之后，就浦东开发和如何确定上海地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全国经济格局上看，应该从更高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层次上来考虑上海，把上海建成一个长江流域的贸易、金融、信息、科技运输中心；使上海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的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根据这个构想，费孝通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
从1992年开始，费孝通又把探索中部传统农业地区的发展作为研究重点。当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人均收入，要比中部地区的农民人均收入高出一倍。他想找出一条使中部地区的农民尽快富起来的路子。于是他到苏北、山东、湖北、湖南，到河北、河南等地调查后，主张政府组织、帮助、鼓励农民积极种粮油麻，养猪羊鱼虾，发展农民所熟悉的家庭农副业生产。在这个基础上企业与农户结合，实行工农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方式，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口袋里有了钱，就会走上办工业的道路。他说，这是一条“从农业里长出工业”的道路。就在1998年3月，费孝通卸下所担任的公职，告老还乡的当年，88岁的他外出调查的时间仍多达166天。仍为此写下了约10余万字的调查报告及学术文章。正如他自己所说：少怀初衷，今犹如昔。残枫经秋，星火不灭……
“我的一生经历过无数重大的历史变革，但最重要的当属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与祖国的富强和发展紧密相连。”费孝通晚年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和直接，他在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曾如是说。
《市场报》 (2005年04月29日 第八版)北京大学师生设灵堂沉痛悼念费孝通教授。
中新社供图南开大学师生沉痛悼念费孝通教授。
中新社供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