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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忠东：今天下午我们分为两小块，第一小块是贸易摩擦与贸易合作案例的讨论，也就是说我们主要集中一些案例的分析。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第一段落的嘉宾，我们还是先外后中吧。坐在我旁边的是PaulRanjard先生，他是欧盟工商协会知识产权工作小组的主席；另外一位是LesterRoss，他是美国工商协会北京首席律师；来自中方的嘉宾，这边是王文浩是三角集团副总裁，下边一位是郭庆存是海信集团副总裁，后面这一位是王友来先生，是康佳集团副总裁，康佳集团也是本次论坛重要的资助公司之一。请允许我邀请诸位对刚才介
绍的各位嘉宾参加这次对话表示热烈欢迎。
今天上午的发言都是非常正式的，都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下午主要围绕着我们在贸易合作、贸易摩擦过程中的一些案件。三角集团主要是讲轮胎案例当中的案件，海信主要是标识注册方面的案件，我们也知道康佳曾经有过彩电的反倾销案件，这一小段主要围绕案件问题做一些国际贸易摩擦的讨论。我们今天下午的形式采取对话的形式。先由客座嘉宾把自己的情况简单的说一下，然后我们将就这些案件进行自由讨论。台下观众想发言也可以随时参加。
首先请王文浩先生三角集团副总裁介绍一下他们公司的案例情况。
王文浩：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们提供这次专家会，另外也非常高兴和有关专家一起探讨一些问题。下面我就三角集团的有关国际贸易摩擦做一些汇报和交流。大家可能对三角集团不太熟悉，三角集团是国内比较大的轮胎企业，这个企业从2003年进入世界第12强，轮胎出口大约有20年的历史，每年的轮胎出口有三亿美元左右，产量的质量、销售是不错的。但是2001年以后，我们产品多了，贸易摩擦就有了。2001年首先是秘鲁的贸易摩擦，秘鲁的“克马里奇”公司对我们提出了反倾销，当时有几个企业，日本、韩国它都反倾销。我们的产品到秘鲁并不大，当时400多万美元，他的理由是我们的产品是中国产品，中国产品价格比较低，已经构成对当地的一种侵犯。当时我们进行应诉了，结果最后是我们产品的价格和韩国、日本同处于一个价位，我们是第一个应诉的。我们每条轮胎加收了13美元，韩国、日本加收了11美元。通过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当时积极的应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从那以后我们的产品市场份额越来越大，现在我们的产品在秘鲁市场和韩国产品、日本产品并驾齐驱，而且2005年会达到1500万美元。
第二个例子是土耳其，土耳其是2004年8月，秘鲁外贸署从8月20号起对原产中国轮胎进行了反倾销调查，国内大约8家企业都在这个范畴之内，但是现在这个官司还没有打完，当时我们三角轮胎在土耳其的价位是国际上最好的价位，而且和韩国、日本的价格相比高一点儿。现在官司是暂停了，要到六个月以后重新审理。通过土耳其的反倾销案，我总结出这么一个经验，我们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我们和当地的“取实”是非常到位，这是在秘鲁和土耳其的反倾销案当中赢得的经验，如果我们不应诉的话，我觉得市场肯定会丢掉。
单忠东：下一位是海信集团郭庆存副总裁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郭庆存：这场商标注册案件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我们从这个短片可以看到它的情况。这个片子主要介绍海信这个商标“HiSense”是怎么来。
(短片播放)
刚才这个短片概要的介绍了HiSense这个商标从创设到知名的过程，这个过程告诉我们，海信这个商标不仅仅是原创性或者独创性的商标，而且是一个知名公司的商号、厂商名称。依据巴黎公约的约定，厂商名称无论是否注册都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驰名商标一旦被该国的商标出版机构确认，在巴黎公约成员国之间各国都应该尊重。就是这样一个商标在1999年1月11号在德国率先被抢注，这个商标抢注案产生的纠纷由于发生在两个比较大的公司之间，因此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中国商务部给予关注，中国国家工商局、商标局给予关注，中华商标协会给予关注，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界给予关注。因海信这个商标的争议及其处理，相关的案件纠葛的处理。我作为分管这项工作的海信负责人，在2004年中国知识产权风云榜很荣幸的被提名，现在我可以非常高兴的告诉各位海信商标已经物归原主。和今天论坛的题目非常契合，海信商标案件双方经过两年的交涉、处理，最后握手言和。HiSense这个商标和商号，海信不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就现在的注册和获准权利已经没有任何法律障碍。创建和谐社会，不仅是国内而且是国际法上，在国际市场规则和秩序的建立上尤为重要。正所谓不打不成交，海信和“博士西门子”之间的商标纠葛，演绎了一出很好的戏，这个戏就是由竞争到遏制，到反制，到争议的交涉处理，再到双方的握手言和。
它告诉我们这样三点，这是我的体会，第一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争议，就像今天上午的嘉宾报告中所讲的，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贸易当中所有争端中的一个热点。我来之前画了一个图，纵轴我画了一个象限图，纵向表明企业参与贸易竞争的发展阶段，横坐标是时间轴，时间轴上表明从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创设，这样国际市场环境共同规则的建立，这是横轴。这个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当初关贸总协定确定的关税的减让，通过关税维护本国的竞争利益的竞争格局，因此当时的关贸总协定主要的任务就是关税减让问题。第二个阶段是知识产权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知识产权交易量在国际贸易交易量中迅速增加，因此知识产权的作用在国际市场上日益显著。第三个阶段就是知识产权加上技术的标准，现在我们看到它比当初的纯关税和关贸总协定的壁垒还要大，这是一个规则，当它演化到另外一个程度的时候，如果知识产权一定构成滥用，它必须走向毁灭。特别是当知识产权融入强制性的标准的时候，那么这个知识产权本来的司法上的权利正在发生变异，这种变异受害者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纠葛当中这是我第一点最大的体会。
单忠东：下面请王友来副总裁把康佳集团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的摩擦情况说一说。
王友来：非常荣幸作为这次活动的资助方面来参加活动，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今年是康佳集团成立的25周年。去年康佳集团的营业额已经达到130亿，彩电接近一千万的数量，随着营业额、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的提高，我们的出口也就越来越大，应该说2004年整个集团彩电的出口比2003年增长了两倍，2004年彩电出口达到217万台。由于这个出口量不断增大，也就是说这几年在不断提高，所以在国际市场上产生了一些反倾销的情况。大家可能都知道，在2003年美国对所有的中国彩电有一个反倾销关税，最高关税达到27%多，应该说是初步裁定就是在2004年4月份，康佳被裁定为11.36%。后来经过我们的努力，经过诉讼，最后美国方面贸易委员会到我们公司检查，最后裁定我们的关税为9.68%，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我简单介绍到这里。
单忠东：我首先问PaulRanjard先生，由郭总介绍海信集团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在知识产权方面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您作为搞知识产权方面的负责人，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PaulRanjard：不太同意。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知道，记者、老师，今天上午大家都听到了这样问题，另外中国的高官也这样讲。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通过拷贝别人学习历史悠久的传统，我们要考虑到这种情况，中国人就是愿意抄写和拷贝。另外就是发达国家在滥用知识产权来制裁发展中国家，我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想说文化上的问题确实是实实在在存在差异，中国的学习过程就是临摹、抄写，在英国出生的孩子很快就会运用26个字母，到三岁的时候可能就可以到父亲的书架上拿一些书来读，不一定读得懂，但是他可以读，但是中国的孩子要到十岁才可能拿书来读。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都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考试，所以大家都在刻苦学习，而可能在这里有20%会考过去。但是旁边临坐的人他们根本不卖力，不认真学习，但是他在抄写他的临坐，你可以说我们有这个传统，那个人为什么不保护他写的东西呢？这个学生所写的东西，并没有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他并不是发明了什么东西，他写了什么东西就有版权，所以对他写的内容没有保护。他是保护什么，是保护他的心血与努力。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心血与努力，我讲文化上的原因也能够帮助中国或者中国也能够帮助别人，实际上中国90%民事案件都是中国人诉中国人。
现在讲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知识产权侵犯的问题，许多人总是这么说，所以很自然的人们老是去抄袭别人的技术，这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因为技术的所有者可以技术转让，然后支付一定的价格，人家的心血要给一定的补偿，这样中国的公司或者其他公司就愿意开发自己的技术，然后再保护。所以任何时候发展中国家文化传统可以抄袭其他国家的技术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单忠东：不知道LesterRoss你对他们两个的观点有什么看法？
LesterRoss：首先感谢大家，我能够来到这里。这两方我都不支持，我觉得有几点比较重要，从某种程度来说，可能这边在贸易规则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可能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因为发展中国家正在制定新的系统，发展中国家对新的系统新的体系总觉得这个规则不适应，真奇怪。所以我们世界贸易体系怎么和谐，一个和谐的系统并不是没有冲突的，而怎么控制这个体系和冲突，一项新的系统学习规则有难度，刚开始大家驾驭的时候总是有难度，这是一点。另外新的加入体系的人，他们总是跟老人进行竞争，也就是说在价格上、技术上或者其他方面。因为这个系统存在，所以像发展中国家觉得有自己的价值观，利用利于他们自己的办法来利用它。刚才郭先生来也讲了一点，如何搞知识产权，就是有利于你，保护自己就行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最后讲了一点，我并不支持他们当中任何一方，我们共同遵守现在制定的的系统，而中国现在也是加入现在这个体系，任何体系的。
单忠东：感觉郭总放了一个短片，我们看完以后似乎这个商标历史很清楚，那怎么会产生抢注的问题，也许郭先生说一下这个历史会更清楚。
LesterRoss：我刚才明显得不服，我们还要沟通，因为沟通不充分会产生问题。和谐的社会是建立在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的。我想解释和强调的是既使是在座的各位远方的客人和嘉宾，包括来自美国贸易委员会、来自欧盟专家和高级官员，我想在座的你们也承认基本事实，就是中国入世虽然已经有了几年，就像刚才讲的刚刚进入它的蜜月期，但是按照WTO规则来参与竞赛是一个后来者，就像刚才两位先生所讲的那个小孩学写作文还要学十年，那么中国到现在远远没有十年。第二我不是说中国企业或者中国政府不愿意接受规则的制约，我们同意，我们如果不同意我们就不会出来，我们要讲的是为什么世界有发达国家，我们不可设想让一个久经沙场的健将和一个刚出茅庐的小孩一起赛跑，并且前者已经跑了很远你还说这是公平的，我想规则也许是公平的，但是客观现实，差距我们不容忽视。
第二个问题，我刚才说的可能不清楚。世界贸易条件下的规则或者竞争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已经到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用技术和标准专利双管齐下为自己市场拓展开道，为后来者设置门槛，说难听点就是障碍，你进不来就交钱。
单忠东：我理解郭总的意思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定的，是不是现在轮到发展中国家人也制定一下规则。
郭庆存：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市场经济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生态意义的大系统。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明白，谁要违反自然规律破坏生态系统是要遭报应的。我们是否应该看到在国际市场，国际贸易的大体系当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做高技术产业还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实它是破坏生态环境，将一端权利无限扩大，使得这市场的某一环节过于薄弱，受害者可能不仅是被制约的一方，去过分制约别人的一方最后也可能得不到他本想得到的利益。
单忠东：不知道王总对郭总的观点是否有同感。
王友来：我觉得标准是别人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标准的确应该结合中国的情况，如果是中国的产品出口到你那个国家进行反倾销设定一个关税，你不能完全按照自己国家的一套标准，而不是拿中国的标准或者是参照一个什么标准。就像彩电一样，他拿的数据标准并没有根据中国企业元器件的水平，元器件的成本来算，他是借助新加坡国家，新加坡的劳动力成本和中国劳动力成本肯定是有差距的，我觉得还是中国怎么样成为真正市场化定位的国家，是否得到这样的认可以后，可能对将来的国际贸易有更大的帮助。
王文浩：我同意郭总的意见。因为要求我们有全球意识，要遵守全球的规则，当然我们是一个年轻企业，我们和一些大跨国公司也在合作，过去跨国公司有很长的历史，他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他要求我们按照他的规则做事实，所以合作过程中我们总是吵架，我们合作过程中他退让的比较多。
单忠东：在场的公司的代表都感觉规则能不能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这个规则是不是非要发达国家来定。
PaulRanjard：我不想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我想澄清一下，在我们讨论知识产权的时候，有很多技术专利是不同的，我们的讨论和商标完全不同。这个案子就想联想变成“ln ”，因为“L ”这个词已经被很多国家运用了。它和HiSense不一样，因为西门子已经知道了这个商标，然后注册。我要讨论的就是商标，我们的确有一些问题，中国对于假冒伪劣也有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和中国通过密切合作，通过友好合作解决它，而不是告诉中国必须怎么样做。我们告诉它我们在国内是这样做的，我们共同对它进行研究，看看你的系统，我们的系统，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共同检查和审视在中国的问题，这些我们可以更好的威慑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假冒伪劣的产品数量非常大对于中国消费者也是非常不利的。这是我最大的关注点，对于商标来讲这是一个正常的环境。
LesterRoss：我的看法实际上像郭总已经提到，在我们看到了气氛很紧张，中国的出口在最近几年中快速增长，因为中国经济更多的融入了世界经济。如果这个规则是不公平的，中国经济不可能那么快繁荣，也不可能有增长。第二我们看一下我们面对的趋势，这个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标准，它对于公司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下确实是这样，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标准是通过国际的合作性的操作，能够代表一些个别企业和个人的观点，这些观点来自不同的国家，企业也来自不同国家，它代表的是不同国家的意见，所以它具有广泛参与性，他代表跨国公司的意见，他们共同合作制定这些规则，最好的为所有的参与方服务。有一些技术上的不同意见，有时间上的差异，还有其他的差异，可能会使这个标准并不是最佳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国际机制制定标准，这样更好，因为我们这个系统，我们这个标准，比如说我们所用的插头在日本不一样，美国不一样、中国也不一样，这是没有什么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插头。所以我们应该采用一个国际标准，这样更加和谐，对于企业来讲他们可以来竞争。当然对于企业来讲他发展自己的技术，引导一些技术制定会得到好处，因为他们会得到一些投资，因为这个标准会变成每个人的专利，因为这个专利不会持续下去，我们不仅仅要考虑国家商会的情况，主要以哪个国家为主，我们主要看我代表这家企业是代表中国企业还是要关注你的竞争对手，他们也同样在一个国家。
单忠东：我知道台下还有其他的嘉宾，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两位高级官员，还有商务部的贸易专员，不知道台下的嘉宾有什么评论。
嘉宾：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所以我看这些问题可能和律师不一样，我想说有很好的经济上的论据能够支持我们的知识产权，我们必须有能力去保护那些专利和产权的发明人。这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我们开始来讨论专利这个著作权能够持续多长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政治性问题。我听到了大家不同的发言，看到了大家不同的立场，从经济角度来讲大家的发言都很有道理，但是经济并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我们要通过辩论和政治协商来解决问题。
Valerie Hughes：我认为如LesterRoss所说，在争端解决机制框架下，如果遵守规则对大家都是有利的，如果中国对另外一个成员提出诉讼，我们也需要得到安全性和可预见性，知道规则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一点。如果中国对其他国家提起诉讼，我们会采用同样的规则，这样的话它的过程就是可预测的，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参与到诉讼中的双方都是有利的，有些国家有些特别的规定，我们对发展中国家也有特殊的规则，还有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这些不同的政策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很少得到采用，我得知原因就是对于发展中国家不想利用这些特殊的规则，因为他们不想用这种不同的方式赢得官司，他们想有一个双赢的局面，他们希望采用共同的标准。所以如果一个专家组决定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如果采用特殊规则对发展中国家有利，那么裁决不会像正常法律规则所做的裁决那么有效，因为你是通过特殊的规则做了特殊的裁决，所以大家都遵循同样的规则对双方都有好处，双方也要承担同样的义务，大家是在同样一个层面采用同样一个规则。
单忠东：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显然都应该按照一个共同的规则办事。这使我想起，我们的倾销和反倾销案件，涉及康佳、三角集团，反倾销案件也是涉及到共同的规则问题，就是怎么衡量成本、价格、标准。我想问三角集团的王总，人家一说这个案子的时候，你最初的感觉是什么。
王文浩：2001年我们确实是一愣，我们从1983年开始出口，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再一个就是觉得我们肯定是被冤枉了。
单忠东：康佳王总你什么感觉。
王友来：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突然也是非常冤枉的事情。
单忠东：不知道台下的所有来自海外的嘉宾，如果他们感觉都是特别冤枉的，不知道JenniferA.Hillman女士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他们都觉得冤枉，为什么美国仍然启动诉讼，并且征收惩罚性的关税。
JenniferA.Hillman：对中国产品没有反倾销税，因为没有不适当的补贴，我想从宏观的讲一下，中国出口是2400多亿美金，现在出现案件的数量和韩国相比和日本相比，中国非常少，所以根本不要吃惊。美国的工商界，他们的市场份额现在不断丢失。有一些国家的产品价格比美国产品非常低，这不是美国政府作出的决定，是美国工商界他们觉得很吃惊，他们就开始提出这种要求，他们觉得他们受到了伤害，因为进口产品是倾销品，大家确实很难接受，对于非市场经济的想法他们都是预测好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价格，这是非市场经济的方法。所以我们看总的情况来说，在提出诉讼的时候，对中国的案子来说是合适的，只有0.3%，其他国家的比例比这个高得多。所以中国受到调查的案子，中国的情况很不错。
单忠东：反对中国倾销的案件和他们和日本或者欧盟所做的倾销案件调查相比中国的太少。二位不用感到冤枉，中国的比例非常小。但是我想进一步问，你为什么觉得冤枉，你和外国的标准比了吗？还是就觉得冤枉。
王文浩：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国家对于领域一个国家的反倾销的数量或者比例，不能说因为这个国家少就说不冤枉，我个人不能这么理解。第二个觉得冤枉的是，因为我们真实的成本是能经得起考验的，而且我们的成本是真实的，不是国家有特殊的财政补贴使我们的成本降低或者我们漏税的，使我们可以低成本到其他国家销售，其实并不存在这样的因素。
单忠东：三角集团的总裁有什么意见？
王友来：我很高兴我们的轮胎出口到美国，每年有1.5亿美元，目前为止在美国还没有受到冤枉，但是土耳其、秘鲁这些国家，我的价格比他们本土的价格卖的高得多，所以我觉得冤枉。另外他们说中国现在不要感到冤枉，韩国和日本比我们多得多，他们现在不冤枉了，但是他们以前冤枉过。
LesterRoss：中国也有这种反倾销，比如商业部，也搞反倾销调查，第一个案子我就参与了，其实在其他国家也是这么做的，可能没有反倾销规定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有一些体制的原因，所以他们首先有一些国内的压力造成的，他们也对国外公司做一些不利的规定，所以在中国搞的调查不是针对进口产品而是针对国内产品。
PaulRanjard：我觉得大家现在很情绪化，很激动。我想说根据这些规则，他们也可以辩护，如果他们说的有道理他们可能会赢，你要做好准备应诉，有一天总是有人要攻击你的，但是你要应对的。
单忠东：你可以应诉可以反抗，可以学习新的方法，学习规则去应诉。不知道三位老总对PaulRanjard的建议有什么感想。
郭庆存：海信的案子是知识产权案子，而且是一个标记性知识产权，后来我们谈的时候又把它延展到知识产权的学习方面。我想不仅我本人，很多受到教育的人都很清楚80年代开始创设知识产权以后，其实中国人尊重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知识产权，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在努力通过创新培植自己的知识产权，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刚才讲的请各位嘉宾不要误会，就是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和掌握这些国际通行的规则，而且愿意受这个规则的约束，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些规则的使用，我们不能不去研究它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变异，我只想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我的发明，多哈会议已经明确提出来，中国知识产权的资深专家正在研究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因为要构建和谐国际社会我们必须建立适合国际社会和谐发展的共同规则，所以我不是让中国的企业不尊重知识产权，我本人在海信就是管知识产权的。我们要看到统计学的意义和发达国家的客观差距，我们不能忽视，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在实际当中我们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好象很多人还很麻木，但是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已经来了。
单忠东：一方面我们要适应这个规则，尊重它。另一方面有些规则不适应的，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改进这些规则。
郭庆存：我要说海信这个案子有一个圆满结果，也得益于我们按规则办事。
鲍勃：大家确实很激动，讨论了这三个案子，但是我想有一点大家别忘了，事情有两方面，有人感到冤枉，规则的应用不当。但是也要知道在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他们也有低价出口的时候，他们为自己辩护来支持这一点。所有国家工业界都在利用这样的工具。第二点我想指出平均的关税就是美国的产品关税还是很低的，过去25年来，美国在工商界降低关税有一个共识就是确保机制，并且能够提供这种保护，所以这样的机制有一个措施就是降低关税，反倾销还是挺好的，所以他们选择这种补救措施。
单忠东：我想问他的嘉宾，好邵景春教授。
邵景春：我非常感谢的是刚才两位王总受了冤枉，我认为这种感觉有一个事实，其他国家在确认倾销的时候，其他国家恐怕采取了类比国的办法。我听的资料你不采信，你采用类比国的办法。上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hillman女士提过，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提给美国的同事，你们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类比国什么时候能取消。京都议定书说了15年的徒刑，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承认中国具有市场经济地位了，是不是欧盟和美国一定要等到15年以后。
LesterRoss：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现在只剩下11年了。当然有一些商品的市场可以称作是市场经济了，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行业，我们经常面临的问题，比如土地权的使用，还有贷款等等，它确实跟一个市场导向国家的形象是不相符的，所以这儿是有问题的，有些企业会觉得受到了一些歧视，当然不是所有企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不管公平不公平，这是中国所达成的协议，我们为此要付出代价，很不幸，从去年开始中国政府已经决定我们要发动一场大的运动，这改变了规则，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是很困难的，如果中国变成市场经济的话，那么反补贴当然也可以适用于中国。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是从煎锅里面跳到火里面了。
单忠东：不知道PaulRanjard先生怎么看，因为其他一些国家已经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但是几个大的国家还没有承认。
PaulRanjard：从个人来讲我没有权利发表评论，我想耐心是中国人一个非常好的美德。
周晓燕：我完全是从个人的角度回应一下LesterRoss先生的观点，我觉得规则是可以达成的，或者协议也可以达成，但是客观情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实有时候协定也好、规则也好是要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进行调整。据我了解现在有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澳大利亚，他们当时在谈判中也认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在反倾销调查当中都十分警惕，但是现在在一些做法上有了改变，比如加拿大首先是推定你是市场经济，原告方认为你不是市场经济，比如家具，政府认为这是市场经济行业，不服的企业提出反辩，这已经是进了很大一步，前提是先推定你是市场经济，如果不是市场经济再提出抗辩，这也是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朝着逐步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带来的。最近澳大利亚也转变了他们的观点和立场，就是说还是可以做一些努力，并不是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就是一层不变的。
单忠东：双方的理解和了解也是有过程的，同样道理中国也更加了解国外已经制定的一些规则，不知道LesterRoss有没有回应。
LesterRoss：我想周女士说的非常有道理，加拿大他们都是出口国家，美国是一个进口国家，所以这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单忠东：这样的话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规则还是应该改变的。
LesterRoss：反倾销的规则对于不同的国家，聚集在一起，中国和其他国家来决定，他们已经不行了，这个规则就可以改变，我不是说反对改变。
单忠东：最后问各位这样一个问题，海信案子最后站在一个平台上解决了，你能不能非常简单的说一下两家达成和解的关键是什么？
郭庆存：我想可以用三句话说，一个符合知识产权法基本理念的独创性的商标，并且是驰名商标，这是一个基础，这也是规则所要求的前提。第二，有一个合适的推进和操作方案，所谓合适的操作方案，从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了。2003年开始启动操作的程序，按规则一步一步的做，最后达成和解，目的实现。第三，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对此案在了解清楚之后，有明确的态度，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官方沟通，我本人也很荣幸今天第二次见到“李赛优”先生，我曾经在商务部的安排下专程前往欧盟使团就我们的案件做汇报，希望从中欧经贸关系的促进向双赢的方面发展。同时有关行业组织，比如中国知识产权界的行业组织，中华商业协会、中国家电协会，有关方面也做了积极的工作，媒体和中国公众也对此案给予了很大关注，在此一并向这些单位和帮助过海信的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单忠东：从和解过程中，使我想到，我感觉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可能情绪高涨一点儿，有时候低一点儿，有时候对抗一点儿，我希望大家理解这一点对话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面对面的对话，我们搞这样的活动也是希望产官学三方面坐在一起对话，通过对话可以达到和解，共建贸易体系也是可以完成的。
最后一个问题，不知道Valerie Hughes对这方面有没有了解，不管是倾销还是知识产权问题，打到最后是和解的多还是不和解的多？
Valerie Hughes：没有很多的案子是跟知识产权相关的，到目前为止有一个著作权，它是跟哈瓦那学家，所以基本上这的案例很少，但是这个哈瓦那案子跟服务贸易协定有关系的，从这个贸易救济来讲，像反补贴、反倾销比其他的案子都要多，这里有赢家也有输家，今天早上有人问我，双方都说赢了，有人说这个案子一部分是打赢了，有一部分是输掉了，不能讲百分之百赢了或者输了，我想这很难根据这个规则来实施救济或者是保障措施，但我并不认为大家都是同样的意见。有一些规则，如果你感到规则没有完全的执行也可以到WTO投诉，然后WTO对此进行调查，然后就由各方他们自己来决定。
单忠东：谢谢，作为一个总结，中国有一句古话“以和为贵”，通过对话一定会使双方增进了解共同发展。我们刚才没有深入讨论到底如何对话，如何达到和解，我们谈了很多案例，谈了很多教训，到底我们如何建立它呢？产官学，政府、企业、学术界如果促使帮助建立和谐世界贸易体系，增加这个对话，这是我们下半部分的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台上的所有嘉宾，谢谢！
RobertKoopman：我非常高兴主持下午这一节的会议，有关产官学方面的角色问题，我现在介绍一下各位嘉宾，荒木一郎是横滨国立大学的教授；周晓燕女士商务部贸易专员，张锡安先生是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协会副秘书长；朱长岭先生，是中国加剧生产商协会副理事长，RobertS.Wang是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PaulRanjard：美中工商协会的中国部经理，我们按照这个顺序各位先讲几分钟。
荒木一郎：我要感谢诸位参加今天的论坛，我没有想到让我第一个来讲，我真不知道该讲什么呢。我代表学术界的，我原来是副教授，刚刚升为正教授，我在横滨国立大学工作，我教国际贸易。我知道许多中国的年轻人对这个问题都很关心，对世贸组织的事情，以及贸易规则很多人都非常关心。那么学术界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来实现这样的目标，就是共建和谐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们来做一些什么，我想许多领域学术界都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我觉得重要的是今天上午Valerie Hughes女士，今天上午说了因为现在WTO法律体系越来越复杂，所以必须有人做分析，对涉及到法律体系、WTO、上诉机构以及其他机构做剖析，这就是我们学术界要做的事情。在我的学术研究中阅读一下其他的学术界的文章、文献，许多国际方面的一些杂志，包括贸易月刊期刊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报刊杂志，世界贸易杂志等。我是阅读搜索这些类的文献的，从这些杂志上可以得到很多信息。我觉得光这样做也不够，更重要是展开交流，比如今天这样的研讨会，在这方面请允许我讲一下公众活动方面的活动，就像Valerie Hughes女士所讲，上诉机构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性的会议，为了纪念世界贸易组织的十周年，特别是争端解决机制的十周年，在3月份办了一次会议，领域在圣保罗还要办另外一次会议。实际上在日本我们也要办一个10周年的研讨会，我们邀请了我们的主办单位参加我们的会议，如果感兴趣也欢迎大家参加东京的十周年的研讨会，这是我做的有关宣传方面的内容吧。
我本来想在最后发言的，没有想到第一个发言。所以我再预测一下，其他的专家可能会讲到纺织品的事情，纺织品确实是大的问题。2005年在纺织品方面你征服别人或者你投降，我看到了这样一个口号，所以纺织品确实非常重要，对中国商界，对学术界来说是一个“非赢计数”的问题。
再讲一下政治方面也要做一下研究，为什么纺织品成了这么大的政治问题，这不光是中国2005年的情况，纺织品历来是很有争议性的领域，在贸易方面是争议性比较强的。我想讲一下日本在关贸总协定的时候的一些经验，关贸总协定之前就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资源限制问题，是1934年，日本和印度达成的一个协定，限制纺织品产品。在谈判的后面的力量，英国的曼彻斯特生产商，所以当时日本必须接受那个制度，1955年日本加入了关贸总协定，当时纺织品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时说它会影响市场，当时是影响了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原因。他们说日本的纺织品会影响市场，所以不让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这是英国的理由，后来日本还是参加了关贸总协定。但是英国、法国许多欧洲国家都用了35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条款，也就是说现在的WTO协定的13条就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加入WTO谈判的时候也提出了这一条，这是一个限制性的条件，但是没有大国阻止中国参加世贸总协定，但是日本在1955年确实受到了35条的限制，许多欧洲大国都对日本提出了这个条件，纺织品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其他的历史情况大家都比较熟悉，日本也搞了很多限制性的双边条约，和欧洲和美国都是有关纺织品方面的。其后日本限制了其他方面的产品，彩电行业等等方面，纺织品是开始限制产品当中的第一种。我只是说中国比起日本是幸运的，中国不必非要接受政治上的压力，自愿的设限，从国际上的规定来看是有利于中国，1934年日本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日本必须规定，1995年关贸总协定以后，由于35条适用的情况，使日本无法有效的利用关贸总协定的规定。而中国可以有效利用现有的规则维护自身的利益，维护中国的利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中国政府现在非常有效的利用这个规定，包括加入议定书的过程都采用了这样的规则。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处于这样的形势，现在是法制的社会，弱肉强食是过去的规则，不知道中国的产品是否要统治世界或者说要举手投降，我想不是这样的情况或者你统治世界或者你被世界统治，现在的情况和几十年前不一样了，学术界应该在这方面多多研究，多做贡献，我们搞学术的也同样为这些讨论提供素材，提供佐证和依据。谢谢大家！
RobertKoopman：谢谢荒木一郎教授。现在请周晓燕女士讲几句。
周晓燕：我是周晓燕，来自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我首先简单说一下我们局的工作，一方面是应对各种各样的贸易摩擦，最主要是外国政府采取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规定的特保的措施，还有纺织品“242段”的规定，等等类似摩擦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局负责实施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实施中国对外国进口产品的反倾销措施，就是世贸规则允许的救济措施。这两大方面是我们局主要的工作任务。
说到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贸易摩擦”，题目里有从企业角度提的问题，也有对政府提的问题。我想说一下和政府有关应对贸易摩擦的问题。
首先对贸易摩擦怎么认识的问题，从中国自己作为一个大的贸易国，因为现在再进口出口都排在第三名，不能说是贸易强国，但是也是贸易大国，出口的领域比较多，出口的国家也比较多，出口的量也很多，贸易量很正常，我们作为贸易的经营部门，即使没有这么大的贸易国家，也有很多的贸易摩擦，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平常心来对待。第二如果有了贸易摩擦我们要重视，同时要妥善和处理，首先我们贸易摩擦是由不平等或者有歧视性的规定，作为政府来说，会向相关的外国政府，表达我们的关注，反映我们的要求，比如要求对方采取公正地非歧视的方法来处理中国产品包括中国的企业等等。这是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
同时对正常的工作层面上实际上跟主要的贸易合作国家，都是有双向双边的工作机制就是贸易摩擦问题，有些问题出现了以后，我们也有这样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我们的工作会通过这种机制和有关的部门磋商和交流，尽可能澄清一些问题，把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提前地解决了，就是减少贸易摩擦或者减少摩擦的程度。再一个就是贸易摩擦发生的程度，作为政府来说我们会积极地应诉、抗辩，提高我们政府政治信息的服务，即法律、咨询方面的服务，所以从政府方面来说，我们主要总这几个方面来应对贸易摩擦的。
至于刚刚荒木先生说的，关于纺织品问题，纺织品问题并不能我们局负责的。有关规则制定的问题，我觉得在第一阶段已经谈到了规则的制定问题，而且荒木先生也说过，贸易的制定问题是相比较而言，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按照大家是平等的，既然都加入到这个圈子里，大家都要按照规则来办事，我们也确实不可否认，也看到制作规则方面，作为新的加入成员方，我们确实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来学习规则运用规则，从我自己的体验来，我在处理DSB争端解决的，看到备忘录的时候，对一句话我们的理解跟世贸组织就不一样及我们专门用电话给世界工贸打电话，因逻辑为当时涉及到中国半导体增值税的案子。按照我们学的法律专业知识也好，按照我们受的法律教育也好，从文字逻辑推理来看就是那样理解的，但是世贸专家说我们的理解是不对的，确实对新的成员方在应用规则方面、理解规则方面确实是很困难的。这种术语理解和解释对他们来说比较有经验和权威的解释就是对的，在这次多哈谈判中主要是澄清和修改原来反倾销的协议，也给我们后加入的成员方来参与制定规则的一个机会，但是仍然感觉到难度还是很大，一个是怎么理解规则的问题，再一个你如何提出你的规则方面的建议，我觉得确实理解他们的感情和观点，对他们来说这个规则确实比较困难的去理解或者去运用，然后觉得我们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不是在一个层次上去理解和应用规则，他们会有情绪，作为我自己来说，我自己能理解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自己的实践和体会来增强我们运用规则和参与规则的能力。我就先发表这么多。
张锡安：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中国纺织进出口商会，我到商会大概做的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纺织服装在入世前和入世后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常说的约束，我们纺织品的出口由于配额总量有一个限制了我们的出口，在去年的1月1日开始，从理论上实现了贸易体制的一体化和自由化。从今天大家提的问题有多个嘉宾提到了纺织品的问题，今年的纺织品问题进入多贸易、多发期的阶段。从今年开始，也从我们入世以后，纺织品问题成了热点问题，从我们关注的问题，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从纺织品贸易商有非常大的代表性，而且它的影响也是非大的，实际上是从2002年的年底11月22、23号美国对我们刚刚放开的类别有三个纺织品，一个是针织布、一个是胸衣都已经开始了21、24段，到2004年的12月底结束，从去年年底来说我们纺织品这一块，美国已经对我们开始了13个大类别纺织品的设限申请，其中有三个类别就是已经开始到期，还有9个类别，就是去年年底之前我仍受到配额的类别，分了好多类别，内衣、衬衣、裤子等，这些一共有9个类别及美国以市场的潜在威胁为理由对我们发行了一个特保，这个特保就是美国的技术商和商业协会进行了上诉，最后由于这个理由不成立，要驳回，这个就没有正式设限，去年有三个类型正式设限。去年年底还有一个类别就是袜子，有部分设限，有部分没设限，到现在为止进行设限的就是袜子。
从今年四月初开始，美国初步统计，它不是以正确官方发布的统计作为依据，对中国的纺织品类别已经开始设限，发起了一个特保，在申请阶段中，进入公众评论期。公共贸易特保限制的行动指南，对于下一步进行纺织品的特保进行技术上的准备，主要就这两个对我们来说纺织业是比较关注的，另外我们在其他国家也发生了一些摩擦，比如土耳限制从今年开始，像毛里求斯等等都已经开始，有的是欠发达国家，有的是发达国家，它的产业界也提出一些要求，这就是现在状况，今天我想跟他们说一下，怎样客观地认识当前就是一体化以后纺织品出来的短期的量增价低的释放效应，应该简单的有一个认识，但是在以后的讨论中做一些分析。
首先我想提出一个从95年底2000年底纺织品贸易化过渡期中，分四个阶段实现贸易一体化，但是前三个阶段来说就纺织品数量有51%的数量要取消，从今年年初开始占纺织服装比例是49%，如果从纺织服装出口的出口额的权重来说，最后的量是70%，在最后时刻取消的纺织品配额是我们最紧俏也是最重要的纺织品大类商品。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从今年1月1号开始，一下就把70%权重的服装放开了，这样出现了短期的增长或者激增应该是合理的，因为长期以来纺织品供求关系的扭曲，现在得到了一个正常的释放。再一个原因，在配额的体制下，过去中国获得的配额是非常少的，我们可以以我们的生产能力，也可以跟周边国家的一些配额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和美国的棉针织衬衫做对比，当时越南的配额总量是我们的8倍。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与越南配额对比的话，不是说可比性，它高于我们8倍，这种情况我们的配额量和我们的生产能力是极不相称的。另外从价格上来说，从世界贸易的整体走势来说，整个纺织服装的价格一直呈现低走势发展，特别是在美国，实际上我们大家非常关注，一些大的零售商沃尔玛他们这几年为什么发展那么快，他就是走低价格的路线，赢得了广大消费者。从商家而言，不管是进口商还是零售商肯定是要得到最大的利益，其中很重要一个促销方式就是以价格致胜，对于中国的出口商和供应商来说，我们肯定也是以利润最大化进行市场开拓。在这里面，中国纺织品服装长期以来确确实实在整个营销渠道以及后面的物流，就是附加值环节里面我们是不掌握的，主要是过于的进口商和零售商手里，他们把价格往低压，就决定我们的商品必须让他的要求得到。我们在品牌方面，以及后面的环节都没有控制，所以在这种趋势下决定我们价格走低符合世界潮流。当然对于中国的产品形象应该是质优价低，但是质不优，这种情况更应该满足美国、欧盟消费者在内对我们产品的需求，这是我对价格的理解。
我简单介绍一下量增价低的理解。作为纺织品商会来说，目前我们会员是六千多家，我们代表中国了中国纺织品贸易服装60%以上，我们的服务宗旨是协调、指导、咨询、服务，我们也希望在后配额时代，当然后配额时代对我们政府、中介组织、广大经营企业都是全新的课题，我们也希望借今天论坛的主题建一个和谐的世界贸易体系，首先中国国内要有一个很好的贸易环境，以及我们与欧盟以及与世界其他进口市场大家必须有一个互相理解的贸易环境，才能建设世界纺织服装和谐贸易环境，我们希望通过合作、通过对话、通过国外各种进口商、零售商来中国开拓市场，通过各种合作达到互相理解，共同建立和谐的贸易体系。谢谢！
朱长岭：我是来自中国家具协会，首先感谢主持人给我这样一个发言机会。中国家具行业是高速发展的行业，改革开放以后发展很快，加入世贸组织三年，家具行业以3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2003年达到了2040亿，2004年达到2730亿人民币，出口2002年的时候出口是54亿美元，2003年是73亿美元，2004年是103亿美元。去年的出口比同期增长39%，近有反倾销仍然是增长这么多。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为家具行业的发展一个生机，过去的外贸体制都已经解决，家具出口变得很容易了，这是一个原因。我们在遭受美国部分企业反倾销的问题，我们遵循了几条原则，一条原则按照WTO或者按照规则办事。在没有立案审查的时候，我们100多家企业组织起来，组织捐款，同时请有关专家，同时向公平贸易局汇报，了解这个规则，美国法律怎么讲，我们如何对应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填美国商务部发的A卷，这样在美国商务部立案以后我们企业就能够做到积极应对的，最后的裁决我们认为是不公平的，其中有1家给予191.18%的惩罚性关税。我们为什么这样认为，第一中国的家具行业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业，家具行业有几个特点，第一它的门槛低，就是技术衡量比较低的。第二这个行业里面基本上没有国营企业，目前民营企业占它的99.8%，再一个这个产品完全是市场化，我们出口到美国的家具都是OEM的，所以美国的反倾销应该是损害了三方的利益，第一损害了中国生产家具的利益，第二损害了美国经销商的利益，美国经销商再拿到这样便宜的家具就需要交关税。第三侵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我们认为尽管加了关税，这些企业仍然不能起死回生的。
再一个通过这次反倾销，我们觉得有几个问题，刚才大家都讨论了，就是关于规则问题。中国加入WTO，承诺15年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我们也向美国反映了家具是市场化行业，美国没有采纳我们的意见，仍然用第三国替代，据我们了解印度最大的生产这种家具的企业，每年的产量只有一百万美元，所以不具代表性。第二是美国的“归零”的做法，凡事按公式套下来，不合格的就“归零”了，我们有些企业在家具镜子上面或者一个很小的部分不符合它的规定，我们希望继续为家具行业发展，为世界经济做贡献。
RobertS.Wang：刚才两位讲的放在中美贸易的大背景下讲。这里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到底有多严重，第二政府做了什么事情解决这些贸易。第三政府是否应该支持美国公司，中美的贸易摩擦是否通过调整关税来解决呢。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贸易摩擦在中美之间现在是非常严重的，今年或者去年的贸易赤字是1640亿美元，中国的学术界也许达到1000亿的贸易赤字，这说明美中两国的贸易关系是极度不平衡的。在市场经济体没有人觉得这么大的贸易赤字可以维持下去，美国没有这方面的优势，我们的经济实力很强，我们今年有可能变成2000亿的赤字，肯定是出了问题，所以中国是在倾销，是在控制它的货币，我相信很多商品在美国倾销，侵犯了知识产权，所以美国还有一些像“SPS”还有一些标准，当然也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标准，因为中国没有做公平游戏。中美竞争的环境不公平，赛场不公平，所以里面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确实要采取行动来遏制中国的出口，不让中国的出口再增长了，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是代表美国政府发表意见。
我们在市场准入上有很大的差距，以农业来说，美国不是最强的农业国，我们出口虽然在过去几年增长非常大，60亿的农产品出口给中国，而中国95%都是靠自给自足，中国的粮食95%是自给自足，肯定出了问题，比如中国的关税控制了，因为它重点保护农民，这是一个关键的政策问题。另外美国的市场是开放的，进口1500亿美元的制造品，而且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在这方面有优势。另外高技术的产品我们美国有比较优势，但是我们不能进到中国，因为中国的许多政策是鼓励投资，让人们拿钱来投资，而不让从国外买，比如汽车的高关税，这样使市场更有利与投资，而不是从美国、欧洲直接进口汽车给中国，这样的政策是不公平的。
服务业也是这样的，我们要进来要有合资企业才行，有伙伴才行，而且不能有50%的股权，所以这个市场不公平的。所以只有一个产品，限制中国的产品不进入美国市场，所以就有了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上如果出现这么大的差距、这么大的不平衡就可能出现贸易的不平等。
Patrick Powers：我是在美中贸易理事会工作，是一个非赢利的贸易协会。我谈三点事情。我们这个机构基本上是加强美中两国商务关系，不是政府性的工作，我们做一些宣传工作，比如说美中贸易杂志，还有在开会员大会，大部分时间是在做咨询工作。有些公司很小，可能跟他们个人谈的问题，包括贸易政策，除此之外还宣传，代表我们会员公司向中国和美国政府做宣传，我们单位就是一座桥梁，这些工作主要是在北京来做。
我们不论大公司小公司，我们都一视同仁，因为他们每年都给我们交会费，这就够了。我们每天吃午饭前，这个话要改五六次，所以有时候有的计划一日三变。有些人讲到美中关系在商业方面贸易摩擦非常严重，有时候是理解问题，美国人在国会上多强，大家不理解。比如说美国公司在这几年确实亏了很多钱，美国如果在中国投资可能他们很高兴，但是贸易是另外一回事儿，许多人都是一边倒的，我们的理事会就是全面、客观、公平的看待事情。中国公司对于外国公司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有很多不真实的，美国公司所有的社会福利、所有的税都要交，而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他们的税率并没有实际数字那么高，还有一些公司还得到了直接或者间接的补贴，我先讲这么多。
RobertKoopman：我听到的情况是这样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绝不是和谐的，而我们要研究怎么分类，怎么共建和谐关系。但是现在各位好象还没有一个共识，大家都把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讲了一下。我再明确问几个问题，我想请大家简单回答一下。张先生、周先生，产业协会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起到什么作用。刚才讲到贸易摩擦、贸易纠纷，产业协会在这个过程中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张锡安：应该说这几年随着贸易摩擦的增多，在纺织品问题上从我们商会角度首先要加强交流和对话，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这两年从我们会长“王晓元”，已经连续四次到美国与美国的零售商组织、进口商组织、产业组织也包括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多次对话。我们感觉在合作和对话之中，美国市场确实在纺织品领域，是由于国际分工，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经济发达以后必然要产生贸易专门，实际上纺织品来说，从20世纪60年代已经从一些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日本慢慢的转移到新型的工业化国家，包括中国的香港，还有韩国、中国台湾，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纺织服装的产业中心逐步转移到中国内地在内的，还有巴基斯坦、印度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些国际分工在目前中国这个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是适合我们目前发展的，随着我们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们也面临今后产业转移的压力，现在各项成本也在提高，包括我们的产业中心在上海、广东等地各种成本都在提高，它也面临一些转移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在这方面的优势就逐渐明显了。
我赞成荒木一郎先生的观点，这个问题要正确看待，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因素越来越大，在纺织品领域他利用自己的优势，发展他的面料技术，现在好多日本企业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我感觉到通过合作和交流要理解各个国家的产业特点，通过这种理解，我们也欢迎，我们也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引入到中国，共同发展高附加值的产品，这样才能在下一步发展中，我们把量的转变变成附加值的转变。
另外商会也起到一个促进国际交流的作用，另外也引导一些国内商业企业的咨询工作。从2001年年底入世，在入世之初我们说入世的最大好处就是纺织品第一个放开，现在中国企业感觉到怎么放开以后我们反而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情况我们也要对国内企业进行各种说服，包括行业自律，现在我们就在尝试做这项工作。
朱长岭：前面几位专家都讲过，有两个点，第一点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我们的经济实力已经有一定的提高，但是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各个方面和发达国家还有距离。第二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好多方面是不健全的，我们承认这个现实，我们努力按照WTO的原则，加入WTO，按照这个原则去学习，我们协会也是起到帮助企业学习新的东西，这次反倾销我们不但帮企业学习了东西，我们自己也提高，我们应该进一步为建立和谐世界贸易服务。我觉得中美贸易的顺差或者赤字原因是多方面的，好象不是采取一个反倾销办法就可以制止的，这一点我们需要具体探讨。
RobertKoopman：PaulRanjard先生你们组织如何对构建和谐贸易关系发挥作用呢？
PaulRanjard：我们商会为了协调贸易，对任何具体问题，我们都希望看双方有什么样的观点，都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尽量做的客观，做的公平，我们通过面对面的见面，我们不发表政治的见解，我们是一步一步解决问题，以找到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方法，通常在谈判过程中，我以前是在企业界工作不是在政府，最好的谈判结果不是哪一方面完全满意，这就意味着要公平，我们是尽最大努力达到这样的结果。
RobertKoopman：现在两方都很不满意，我想问一下荒木一郎教授，你认为这些贸易的摩擦，是不是像我们今天下午所讨论的这么严重呢？
荒木一郎：根据我的经验，实际上我以前是做一个谈判员，我在日本的商务部也工作过，我最初的印象是听起来非常类似，非常熟悉，日本和美国也有过这样的贸易摩擦，长期以来都有这样的贸易纠纷，但是今天最大的贸易问题就是东亚，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日本和中国，并不是说日本政府找到了特别有效的方法，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反思，它不是一个现实，根据我们的经验，我本人还没有参与到双边的谈判之中，这方面的工作做的很少，但是我观察了我的同事他们所做的，我认为日本的贸易部他们是在不同层面进行了双方的讨论，主要是商务部进行这个工作，当然他们也鼓励行业商会、协会，或者对行业特别的一些团体举行对话，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当然大家也很关注日本的垄断企业还有美国的垄断企业。我想有两个关系我可以提出来，但是还是有一些办法，比如通过我们的论坛来对话，我想这是解决方法的一个部分。通过吸引大家的关注，还有日本和美国，共同解决。
RobertKoopman：请问周女士、王先生，政府在这方面能够做什么工作呢？来帮助建立更加和谐的贸易关系，政府官员他们要反映出政治的现实，还是有一些具体的行为、措施，作为政府官员是否能够发挥一些具体作用，使形势更加稳定。
周晓燕：政府应对贸易摩擦的做法首先要有一颗平常心。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要回应一下RobertS.Wang先生的观点，刚才王先生提到贸易顺差的问题，贸易顺差是几十年的老问题，而且双方都有自己的观点，主要是基于统计方法的不同。逆差肯定是有，但是中方认为美方的统计方法和我们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他们统计处的逆差非常之多，所以引起美国国内很强烈的反映，但是中方始终认为没有这么大的逆差。现在双方也在磋商，通过成立一个工作组，双方澄清一下或者解决一下统计方法的问题或者怎么计算的问题，很多转口贸易都计在中国进口上，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两国政府也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我的观点还是贸易问题不要上升为政治问题，不要把贸易摩擦扩大化不是建立和谐贸易体系的做法，在贸易领域通过专家解决是很好的方法。
举一个例子韩国和中国逆差也是很大的，虽然双边谈判都提到逆差问题，但是中国从来没有把它上升为政治问题。刚刚王先生也说到市场准入问题和投资政策问题，加入世贸以后，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的承诺，逐年降低关税，取消了许可证还有配额措施，这些都是按照我们的承诺，应该说受到了成员方的一致认可，我们并没有保留什么限制市场准入的措施。说到农产品，我们每次一跟美方谈判，美方很关注农产品，但是中国作为买方必须买需要的东西，我不可能买那么多的大豆和大麦，比如我们想买美国的高科技，可是这方面美国又不卖，有它的出口管制政策，高科技的产品可能会用于其他的非民用用途，还是什么，双方如果想达成一个一致意见，我想政策上来说中国也没有想鼓励投资限制进口，跨国公司更关注中国的投资政策，只要我们稍微一调整投资政策，他们会更关注，我想澄清一下，不是政府要做限制进口，而确实是中国的产品和美国的产品在这方面有竞争力。我们的产品和韩国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所以老是贸易逆差。
说到共建和谐贸易体系政府应当起什么作用，大家都要以平常心对待，我们现在跟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贸易摩擦，比如说很多反倾销措施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起的，我们觉得首先得承认这个客观现实，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会有很多贸易摩擦，而且会在今后很长时间都会有这种贸易摩擦不断发生。贸易领域问题就要在贸易领域解决，通过双边的工作机制磋商、沟通、交流、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中美已经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中美分委会去年开的是很成功的，政府也是要通过正常的或者公共的手段引导，要对出口秩序进行规范，行业协会要求企业自律，通过多种手段，政府、企业、协会共同为创造和谐的贸易关系共同做努力。
RobertS.Wang：如果我有5分钟的时间，我可能会讨论如何共建和谐的世界贸易体系。我前面也说过，只要是我们有这么大的赤字，不管是1600亿，还是周晓燕女士所说的可能只有1000亿美元，不管是多少，只要是有多么大的贸易赤字是不可能有一个和谐的贸易体系，因为可能有人认为有什么地方不对头的，我从事实来讲，我主要工作要说服人们，像周女士还有其他政府官员，中国必须对这种不平衡的贸易关系做行动，在美国和在中国，他都说过中国想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这一点他说了很多次，但是现在他还没有说服所有的行业，因为他们想保护自己行业的利益比如金融、银行、电信、农业所有这些行业都应该展开行动买更多的产品，我们并不是让中国买大豆，我们是让中国开放它的市场，如果不愿意买可以不买，我是让中国开放它的市场，降低它的关税，这样的人民才可以以合理的价格购买美国的产品。
另外一点构建和谐的贸易体系，周女士的观点我完全同意，我们想建立一个和谐系统，我现在正在跟商务部很多同事进行合作，如果我们看到有什么问题要报出来，我们马上跟他们联系，到WTO单位，我们告诉他们在这个领域可能会出现问题，可能导致中国违反对WTO做的承诺，也可能导致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急早的解决它。我们不想把它变成政治问题，如果能够避免的话就不变成政治问题，这也是我们使馆的目的，但是有时候违反了WTO承诺，和WTO规则不相符，商务部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不能够说服其他的政府部门，因为他们自己保护自己的行业，他们不能说服其他行业，根据WTO规则采取行动，这一点我们沟通很多次，很多专家都同意，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在政治层面上我们不能够采取行动，就意味着我们最重要通过政治方法解决它。就是提高到政治层面，直到薄熙来部长的重视，提高它的高度。
荒木一郎：日本、美国经济学家的讨论也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特别是讨论双边贸易摩擦的时候学者还是起到一些作用的。如果不关注双边关系是不对的，因为涉及到宏观，不平衡的问题不光是贸易，比如一个投资涉及到储蓄率，所以它跟其他方面是有关的，日本的专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贡献，所以我们讨论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一点。
另外一方面，经济学家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对具体的某一个争端也可以发挥作用，比如说日本和美国95年的汽车争端，WTO刚刚成立，美国要对日本汽车进行制裁，并说日本的汽车还有零部件有不公平的行为，这时候经济学家不光是日本的，也包括美国的经济学家都站出来联名写信，向两国政府说这么做根本没有道理，有人说这是宣传，我不觉得是宣传，这确实是学术界共同的学术努力的结果，这样使整个讨论能够在政府的轨道上进行，我想这方面的工作是需要的。最后美国没有对日美的汽车贸易进行制裁。
RobertKoopman：你刚刚讲了一个具体的数字，美国的赤字到底有多大？可以介绍一些细节，放在文章里，美国的学术界可能会讲事实怎么样怎么样，那么通过观察来看，在产业间行业会说我们投资减少，公司面临关闭。现在我想还是请台下的人提问。
提问：RobertS.Wang先生，包括国内还有美国本身有很多大学教授做了很多研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赤字，他们说有60%的赤字是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公司然后把产品卖给美国产生的。另外一个意义上说你说的60%都是美国人带回去了，所以那1600亿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RobertS.Wang：60%是由外企，是台湾、香港的投资，很难说美国的比例，可能10%不到，大部分的美国公司针对的是中国市场，不会再出口到美国，60%绝对不是美国公司。第二点许多人在中国投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有一些投资政策导致了这样的情况，鼓励大家去投资，如果百分之百的关税，比如说汽车、电话等等，你就无法把美国汽车卖给中国消费者，中国实际上逼迫人们给它优惠政策让大家投资，而不是在这里生产然后出口，所以很多汽车厂的工人就失业了。首先美国公司并不是做再出口的事情，第二中国是鼓励投资，而不是鼓励“经营”，我不是说这个政策有错误，而是确实有这样的政策。
提问：请问周女士，从以前的电视机的赊销来说，原来是长虹的赊销出口，行业协会的作用是很虚弱的，作为政府管理部门来说，你对行业协会的建设有什么比较好的构想，以防止其行业协会仅仅成为政府的一个附庸。
周晓燕：彩电现在算是机电商会，现在中国的商业协会、行会很多，尤其是江浙一带打火机都有一个商业协会。可能有你所说的带有传统形式的商会，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一些政府职能的角色，但是也很多是民间的商业协会，不管怎么说现在所有的商会，他们建立了以后，在现在这个时代，他们都是服务于企业，服务于他们的会员作为目标和目的，不管当时是怎么建立的。机电商会无论是运作、协调会员方面都做的比较好，前一段时间有一个DVD出口的，他们协调商会会员和人家谈价格协议等等。你说的彩电等等，我不好直接说，我觉得不是商会的问题，而是因为企业自身的背景，比如有的是国有企业，或者有的是地方政府支持的企业。正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政府职能做的协会，所以有时候未必能够协调。彩电已经形成了几个大巨头，每家都有很强的市场份额和实力，可能商会很难协调，协调不好不应该归结于商会的责任。
提问：请问荒木一郎，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美贸易摩擦在特点上有什么不同？或者在产生和解决方式有什么不同？
荒木一郎：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不知道是否能够回答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实质性的差别，要说有差别的话，因为大家进入了WTO，影响已经降到很小，以前关贸总协定，我们没有加入WTO的时候，大家用的规则都不一样，但是现在已经有了统一规则，游戏规则都一样了，所以没有本质上都一样，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了。
提问：谢谢各位参会者给我这个机会发言。今天一天的时间，大家在讨论共建和谐的世界贸易体系，不知道共建和谐的世界贸易体系的目标是什么？我是在北京大学学习研究国际关系，我觉得是要建立和谐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是最根本的问题，美国、日本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很多在航空航天领域包括核领域不必要限制，要大胆的和中国建立合作。既然提到了建立和谐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那么在和谐社会的主权国家，现在环境的恶化、资源的短缺，有了和谐关系以后，贸易关系很多也渗透到里面，我认为这两个是终极目标。在有了目标的情况下，我们在特定时间段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到底这个目标是什么，该怎么做。
RobertS.Wang：实际上我非常喜欢这个问题，我是为国务院工作的，就像外交部一样，我们的工作就是管理各种关系，我们确保由于有一个和谐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看一下历史，从一战到二战期间，当时人们认为二战爆发的原因就是贸易关系是很差的，美国设定了保护性的关税，欧洲也设定了保护性的关税，从本质上限制了经济的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害的，而不是双赢的格局，所以我们消除了保护主义措施，然后导致了德国希特勒的崛起，他因为国内经济的情况，对外国发动了侵略。我们认为我们现在要构筑一个和谐贸易体系，我们要以法制为基础，建立透明、公正的规则，从而避免我们重蹈贸易保护的旧途，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们使馆所要做的工作。
RobertKoopman：下面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嘉宾表示感谢。
邵景春：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经过一天的论坛，包括上午的一系列演讲，还下午两个时段的对话和讨论，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的发现，尽管在不同的发言者和提问者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的差别，但是我们发现一个事实。第一来自于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上不同部分的代表，今天走到一个共同的地方。第二，这些代表带着他们自己的声音来了，尽管这些声音可能听起来不太一样，但是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美丽的梦想，这就是我们要通过共同的努力来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贸易体系。并且最终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达到人类社会共同的繁荣和发展，交流是互相理解之母，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使得我们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有着共同的理解，因此我们才可以达到我们最后的比较幸福的目标。
本次论坛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各位女士的积极参与，我现在就代表论坛，代表论坛的主办者宣布本次论坛圆满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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