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指出，投资率持续偏高，消费率偏低。要使得国民经济保持8%的增长速度，而且维持一个稳定健康的态势，就要在抑制投资快速增长势头的同时积极扩大消费。要扩大居民消费，就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因此，从财政上而言，减少居民赋税与费用支出、加强转移支付力度就显得十分必要。
直接、间接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从收入的需求弹性看，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愿望比较强，一旦收入增长预期实现后，他们增加消费的愿望就会变现为有效需求。因此，增加农村居民和城镇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对拉动消费有积极效用。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指出，扩大居民消费率，要实行有利于扩大消费的财税、金融和产业政策。在全国大范围、大幅度减免农业税。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采取综合措施，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
温家宝总理的上述努力在2005年预算草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财政部门对三农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上将会继续加大。首先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今年将在全国大范围、大幅度继续减免农业税，直至2006年全部取消农业税。今年还要在全国范围内免征牧业税。为落实这些政策，中央财政将新增转移支付资金140亿元，用于这方面的支出总额将达到664亿元。二是支持粮食生产。确保粮食主产区100亿元对种粮农民的直补资金规模不减少；安排良种补贴资金37亿元；安排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3亿元；对种粮大县补贴55亿元。三是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投入。四是在教育、文化、卫生支出方面增加52.14亿元。五是继续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技术培训工作。
中央财政还将安排150亿元，增加对产粮大县和财政困难县乡的转移支付。从总体上粗略估计，2005年政府对农民的支持将超过3000亿元。
国家对农村居民的财政支出增加是在整个财政支出总量降低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的转变暗示了，中央对居民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上抱有更大的期望。
为防止农资价格的上涨侵蚀农民增加的收入，国家在稳定农资价格方面也作出努力。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姜伟新向记者提供的资料表明，为了搞好2005年化肥生产供应、稳定化肥价格，国家已经对化肥生产用电继续实行优惠价格，对化肥铁路运输继续实行优惠运价，对尿素产品增值税继续实行先征后返50％，这样，就从农资的产品成本上，控制了农资价格的上涨，进而稳定了农资价格，间接地保证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
在减税方面，政府接下来可能会有安排。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呼吁降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形成了比较一直的看法是从800元提高到1500元左右。据了解，现在个税的65％来自工薪阶层，800元起征点加重了工薪阶层的负担。早在2003年9月1日，北京市就把个税征收点从1000元提到1200元；上海、珠海均调至1400元。2004年底，广东的改动更显著，从800元起征点一下提至1600元，整整翻了一倍。因此，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的上调，使得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一定的提高。
宏观调控不会停止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结2004年问题时指出，保持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难度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还有可能反弹；煤电油运仍相当紧张；物价上涨的压力较大：就业压力巨大。
可以说，对三农的强力支持是针对2004年保持农民增收难的一个方案。同时，抵制固定资产投资反弹，抑制物价上涨也是2005年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
要压低固定资产投资，减缓投资率持续偏高势头，提高消费率，势必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入手。在财政政策方面，积极的步调已经明确转向稳健，首先是减少国债和赤字规模，改变国债的投放结构，其次是减税、增加转移支付力度，2004年结转国债项目资金456.92亿元；在货币政策方面，年初央行公布了今年较为紧缩的银行贷款增速和货币供应量，央行行长周小川还表示，央行将密切观察经济形势的变化，精心设计并且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等等手段对货币供应总量进行调控。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两会期间向记者表示，国家的宏观调控是不会结束的。他表示，只要经济中有不稳定的因素，就不会终止宏观调控。政府在发现经济中有不稳定的因素时，会适时采取前瞻性措施进行微调。
因此，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中央政府是下了决心，并且通过财政和货币把住货币总量的口子。央行在2004年连续动用货币工具：在公开市场上频繁操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同时，通过土地控制截断固定投资的资源基础。
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压力源于哪里？吴敬琏用“行政主导的投资过热”——地方各级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调动财政、银行甚至企业的资金，形成了大量无效投资，作出解释。
如何消释地方内生投资冲动
对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中央政府也早有预判。温家宝总理就曾告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盲目攀比经济增长速度，各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发展目标。
即使是在货币总量和土地供应管制的“最严格”控制下，经济仍然面临物价上涨的压力，而且，从3月11日国际统计局公布的二月份CPI为3.9%的数据也证实了这点。从去年初开始到现在仍无法解决的煤电油运紧张也是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压力。
但，地方政府能控制住自己的内在投资冲动吗？这是个复杂而又一直困扰着中国经济的问题。
没有投资，地方经济怎么发展？没有投资怎么带动消费需求，怎么解决就业？这些是地方政府官员的私下里的反问。也是地方经济居高不下的现实。
“你去问问地方的官员，他们会觉得当地的经济速度太快了吗？”面对地方提供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低于国家增长速度的数据，某位经济学者向记者提问。“相反，某些地方认为自己的速度还不够快！”
从明确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时，就提出要解决地方政府内生的投资冲动。但，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程度并没有随着问题的提出立即得到解决，只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完善过程中，这个根源性的问题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现在的问题是，在财政支出相对收缩、货币口子缩紧，以及净出口无法也不能保持高增长的情况下，消费的拉动作用就尤为重要，也只有最终消费的增加才能支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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