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生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发达国家的减排行动也必然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相应的影响。
暂无减排义务的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从《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中可能得到发达国家的减排项目，这是我们的重要机遇。
长远来看，中国必然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我们应尽早调整战略，走低碳发展道路。
《京都议定书》是人类保护全球环境和防止人为引起的气候变暖行动的里程碑。它第一次为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或限排目标。尽管《京都议定书》并没有规定发展中国家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发达国家的减排行动也必然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相应的影响。
发达国家履约措施和行动将通过3种方式影响中国。
1.为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发达国家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和措施主要集中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领域，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对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是推动能源技术进步和国际能源技术合作的两条重要途径。对于能源技术而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与实施，不仅促进政府和企业为减排技术开发提供推动力，同时也可以通过国际碳市场提供强大的拉动力量，两方面的效应都十分明显。发达国家清洁能源技术的成本进一步降低，以及更广泛的应用和普及，最终会导致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总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2. 发达国家可能将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转移到我国，这一点不容忽视。
发达国家的高耗能、高排放部门如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等行业将面临强制性的减排要求。为了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这些行业的企业一方面会挖掘自身的节能潜力，进行技术更新或改造。另一方面会向海外开拓市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企业利润，弥补因为在国内履约造成的损失。
根据英国政府发表的《能源白皮书》，到2050年，为实现比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减排60%的目标，英国钢铁工业将全部转移到海外生产。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钢铁、建材、化工和电力等领域的国际公司纷纷到中国投资建厂，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工业基地。
从理论上分析，发达国家为实现减排目标而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将使制造业国际化，并刺激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形成更公平的财富分配。但有一点需要中国引起足够重视，发达国家会把碳密集产品和高能耗项目向我国转移。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虽然得到了我们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取得了经济增长，但代价也不可忽视。而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对于高速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讲，需要大量的经济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工业化的加速阶段，经济的物理扩张，多数是对常规技术的简单复制，而且一经投入，便有一个投资回报期技术和资金的“锁定效应”。由于基础设施、机器设备的使用期限均在15年乃至50年以上，立即更换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当未来中国需要承诺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义务时，就可能被这些投资“锁住”。如果把这些产业再转移出去，对就业、再就业和经济发展将有很大的冲击。
3. 为降低履约成本，发达国家还可能利用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到中国实施减排项目。这是我们的重要机遇。
《京都议定书》在为发达国家规定了具体减排目标的同时，也引入了联合履约（JI）、排放贸易（ET）和清洁发展机制（CDM）3个灵活机制，允许发达国家以成本有效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减排温室气体。《京都议定书》生效向中国企业发出了市场信号，大气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不再是免费的公共资源，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温室气体减排国际合作也能带来经济利益。由于发达国家国内的减排增量成本比发展中国家高5—20倍，所以发达国家愿意以资金援助与技术转移的方式在没有减排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CDM），获得低成本的减排量，由此实现减排义务，同时也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为经济充满活力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被认为有很多有利条件实施CDM项目，如技术能力强、国家风险低、比较容易获取项目投资等。据预测，到2010年的5年间，发达国家通过京都三机制实现《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的市场需求大约是每年7.2亿吨CO2，其中的23%需要通过CDM来完成，而中国将占据整个CDM市场份额的近50％，即近8000万吨CO2，以每吨CO2当量（其他温室气体如甲烷等可以按增温潜势折算成CO2排放量）5—10美元的价格计算，年总收入是4—8亿美元。与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比，8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它的技术进步效应与环境效应。它能促进能源产业的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改善当地环境质量，这都是长期效益的作用，不能用具体的数字来衡量。对于我国来说，应采取积极的CDM政策，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通过与发达国家合作，获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与资金支持。
中国面临减排的巨大压力与挑战
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生态方面，中国都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当前，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二位，预计到2025年左右，中国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将与美国并驾齐驱。国际上的流行观点认为，要实现公约“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的最终目标，要以中国实施大量减排为先决条件。这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确保发展的需要并维护长远战略利益面临严峻挑战。
1． 不容乐观的CO2排放国情。
从总量上看，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1990-2001年，我国CO2排放量净增8.23亿吨，占世界同期增加量的27%；预计到2020年，CO2排放量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1.32倍，这个增量要比全世界在1990年到2001年的总排放增量还要大。预测表明，到2025年前后，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从人均来看，目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25年可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虽然仍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水平，但已丧失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低的优势。从排放强度来看，由于技术和设备相对陈旧、落后，能源消费强度大，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比较高。
2． 社会“惯性”因素的时滞效应。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提高生产效率，这对多数国家来说需要巨大投资而一时难以取得明显效果；二是削减人类消费水平，尤其是削减化石燃料的消费，这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和居民消费水平的降低。然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质量是各国追求的目标，无论采取何种途径，均需要一个“认识——采取行动——产生效果”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费习惯一旦形成便具有不可逆性，易于向上调整，不易向下调整，短期内尤其如此。二是人们往往有消费的攀比心理。如拥有并驾驶汽车，不仅是一种舒适，一种方便，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而那些没有汽车的人们，往往会努力去购买和使用汽车。这两股力量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惯性”，会产生温室气体减排的巨大阻力，而克服或弱化这种阻力需要时间。
3． 能源结构和资金、技术的制约。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资源。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约占70％，是世界上几个以燃煤为主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全球煤烟型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这是造成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的主要原因。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国民的身体健康，而且还造成了负面的国际影响。在化石能源当中，煤炭的CO2排放系数远高于石油和天然气。调整能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能源资源结构的制约，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又面临着技术和资金上的不足。考虑到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结构和消费结构，我国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潜力有限，因而中国控制CO2排放的前景不容乐观。
4． 反贫困与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
中国面临反贫困和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生存和发展是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要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必须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基本的能源供应，生存排放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要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增加在各个方面的投入，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是不可避免的。在过去几年，中国以较低的能源消费水平，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发展目标。但我们应该看到，到2001年底，我国尚有1000多个乡2万多个村约3000万人口没有用上电。到2003年底，中国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2900万。随着城市化、工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未来中国的能源需求将有一个显著的增长，由此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也不可避免将有较大的增长。
减缓气候变化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
中国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地区之一，未来气候变化将对中国旱涝灾害、水资源、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农林牧渔业和人体健康等带来不可逆转的、持久的严重影响，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
减缓气候变化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从现实公平的角度看，贫困人群是弱势人群，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最大；从代际公平考虑，气候变化对后代的影响最大。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有利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和后代的利益。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减缓气候变化，改善生态环境有助于控制污染，保障人体健康。从资源可持续利用角度看，减缓气候变化可以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强度、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循环经济的理念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在全球层面，对社会公平问题的考虑要求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注重满足所有国家和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相应的资源与环境权益，这与强调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高度一致的。与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唯一区别是，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似乎更多关注全球环境利益和可持续发展。从长远看，国内环境问题基本解决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我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范围和目标也必然更多地扩展到全球层面。
从技术经济特性看，发展与气候和环境友善的低碳经济，有利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保护国内环境。低碳经济实质是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这一技术经济特性看，它与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节约资源，提高效率，调整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降低污染排放等做法是一致的。可以相信，国际上围绕低碳经济的能源和产业新技术开发应用，无疑会有助于我国改变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特别是低碳经济中对传统化石能源利用的技术革新，对我国更有价值。同时，有关激励低碳经济技术研发的制度创新，也可以为我国借鉴。
从战略的高度考虑，我们需要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通过可持续发展实践，正确应对气候与环境变化。这意味着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可以相辅相成。
中国应走低碳发展道路
《京都议定书》依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没有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规定具体的减排目标，因此《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并没给现在的中国带来切实压力，但对未来中国影响巨大。
从我国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净增长趋势来看，中国有必要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并在未来20-50年间，在工业化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之间进行平衡，寻求低碳发展道路。
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快速的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化。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规模和发展速度两方面都非常独特。就规模而言，巨大而继续增长的人口意味着，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经济体，中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所需要的材料生产和消费都要大。就发展速度而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很快，并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中国有庞大的农村人口，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必由之路。中国在交通、供水、污水处理和其他许多方面的基础设施仍不完善。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有力拉动下，中国的原材料生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飞速发展。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工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一重化工趋势意味着不可避免地要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
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实现低碳发展。其可能途径包括：
1． 坚持节能优先战略。
中国一贯以节能作为能源领域的优先工作，今后仍必须坚持节能优先的战略。因为节能，可以同时有利于能源供应安全、环境保护和提高竞争力等多重目标。有专家认为，通过强化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政策措施，中国有望将2020年的能源消费总量减少15%以上。未来20年，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预测，世界能源强度年均下降约为1.1%，中国要实现节能目标，至少要保持能源强度年均下降2.3%。从部门结构看，工业用能的比例虽在下降，但仍是最大的能源消费部门，而交通和建筑物用能则是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部门，因此，这三大部门无疑是节能工作的重点。
2． 促进低碳和无碳能源开发。
从保证能源安全和保护环境的角度看，发展低碳和无碳能源，促进能源供应的多样化，是减少煤炭消费，降低对进口石油依赖程度的必然选择。能源结构的优质化对能源需求总量的影响很大。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每下降一个百分点相应的能源需求总量即可降低2000万吨标准煤。但中国受到资源条件的限制，虽然采取了各种措施，到2020年煤炭的比重仍在60%左右，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难以根本改变。石油的比重虽有上升，但只能以满足国内基本需求为目标，不可能用来替代煤炭。在此格局下，加速发展天然气，适当发展核电，积极发展水电和可再生能源将是替代煤炭优化能源结构的主力军。
3． 从制度上避免人造资产的浪费。
由于经济发展很快和缺乏完善的规划，中国在投资建设中出现了不少决策失误和浪费现象。例如，许多民用建筑和公共建筑，由于设计不合理或建筑质量差而不得不频繁改造或重建；公路与地铁网络总在不停地大规模修建、扩建和维护；许多城市虽然修建了污水处理厂，但污水收集网建设滞后或脱节；一些地方滥用经济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大量圈地；所有这些拆毁和重建，虽然都有助于增加GDP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对增加国家的财富总量效果并不大，还消耗了大量能源密集型产品，增加了排放。4．引导消费者行为。
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不但在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方式上都在效仿工业化国家现有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模式。在有限资源条件下，中国不可能以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来实现工业化。目前，中国富裕消费者的行为已经越来越追求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国家应该通过政策措施抑制浪费和奢侈性消费的行为。
4． 加强碳的捕获与存储。
碳捕获和存储技术是减少碳排放的一种潜在技术方案，但与太阳能汽车一样，商业化道路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5． 推进国际技术合作。
解决全球能源和环境问题最终要靠先进的能源技术，技术的传播和扩散非常重要。因为未来世界能源需求和排放增长的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限于自身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技术研发能力相对不足。仅仅依靠技术的自然扩散带来的溢出效益，或者商业性的技术贸易都是不够的，为了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然而，长期以来，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真正积极意义上的技术转让进展十分缓慢。因此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非常有必要寻求通过制度化的手段，来推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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