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
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法制基础之上的宏观调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一条就是要界定政府的职能。在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比一般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有更多的权力，它在资源配置上的职能可能也要大一些。但政府首先要代表最广大的工农的利益，应该跟盈利部门保持比较远的距离。
萧灼基（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
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这两只手密切配合，共同协调，整个经济社会就会顺利发展，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就会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
“着力搞好宏观调控”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今年工作突出抓好的首要方面。事实上，与“宏观调控”有关的话题已经不止一次的成为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词。去年“两会”，明确了宏观调控要坚持“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原则，强调要把住信贷投放和土地供给“两个闸门”，有效控制投资规模。回顾一年多的实践，中央政府在经济运行中针对出现的苗头性、局部性问题，果断决策，及时采取了相应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利用经济手段进行了主动调控。
三次宏观调控方式的变革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后，曾历经三次宏观调控，其经济背景、调控方式和效果都不尽相同。
第一次宏观调控始于1993年。1992年我国经济出现了超高速增长，这一年GDP增长率高达14.2%，而1990年仅为3.8%。为控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央行大幅度调高了银行利率，并实行保值储蓄。从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在这种强有力的调控措施下，至1997年CPI回落到2.8%。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不可小视。1998年开始，中央实施了以扩大内需为主基调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连续大幅度降低利率，并开始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从效果看，扩大内需的政策收效并不显著，资本市场持续走低，渐渐失去了晴雨表作用和融资功能。
2003年开始，随着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而引致的土地价格的上升，使各地相继出现了圈地、炒地的投机热潮，对重化工业的投资也开始加温。中央及时发现了问题，并开始了一系列针对房地产和部分生产资料领域投资过热现象的政策调控，但宏观政策的主基调仍偏向扩张。直至2004年4月，能源、原材料出现了短缺，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房地产价格进一步冲高，此时中央开始实施较为严厉的紧缩政策。货币政策则由前几年的“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由“积极”逐步转向“稳健”。
从全球来看，经济调节一般有三大类型：完全市场调节型、完全政府调节型、市场调节加政府调节型。就政府调节即政府的宏观调控而言，一般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
现在看来，第一次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如行政性财政政策，强制控制财政支出(削减投资支出和控制消费支出)；行政性货币政策，强制控制信贷投放；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停止银行贷款；对落后的小企业进行整顿和关停并转等。第二次宏观调控时，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做法，开始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如开始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市场性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第三次宏观调控，从一开始就注重采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同时也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经济运行中既带有转型之前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某些特点，又带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某些特点，还带有不成熟市场经济的某些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在宏观调控中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对症施策，确保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效果，是必然的选择。
缺乏市场体系支撑与预警机制
回顾三次宏观调控，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在三次宏观调控中，特别是去年，政府采取市场化手段与行政性手段相结合的方式，使宏观调控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或与目标比较接近，从而使经济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
但宏观调控尚缺乏预警机制，一般是在经济过热或过冷现象已经出现时才进行调控。而当情况比较严重时再进行调控，容易使政策力度过猛，加之宏观调控政策往往具有滞后性，因而会导致调控过度，从而会对下一轮经济波动起负面影响。
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基本上遵循相机抉择原则，而没有形成一种调控的规则或制度。由于相机抉择具有随机性，变化速度较快，不能在公众中形成确定的预期，因而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不显著。如果我们能够事先知道经济运行的基本趋势，或能够预测到经济运行的基本拐点，那么宏观调控政策就可顺势而为，也就可以减少调控的失误。
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中央政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多地强调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在信贷手段的运用上,重点从源头上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控制货币信贷规模,加强和改善信贷管理；在投资手段的运用上,重点加强产业政策引导,严格市场准入；在价格杠杆的运用上,重点突出价格信号的引导和调节作用；在法律手段的运用上,坚持依法行政,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
但是，在利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时，我们还没有那么从容，对每项政策出台的实际效果还不能有明确的评估。一个根本的原因，即是货币和财税等市场体系和制度亟待完善。
利用三大市场体系改善调控效应
随着经济运行的好转，2005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行政色彩将逐步淡化，间接调控手段、市场化方式会成为常态。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注重总量方面调控的同时,在引导结构优化方面将体现得更为明显，“区别对待”的政策特色将得以延续并更加鲜明。
2005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前者表明了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基本判断，后者则反映了对今年调控效果的一种反思。由于宏观调控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因此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我国经济波动的特征是什么？应该如何评价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政府应该从何处着手改善宏观调控？
建立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可以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大量信息，使政府能够变事后调控为事先调控，化被动为主动。同时，为提高监测预警的精度，尚须根据我国经济格局的变化进行完善修正。
加强利率、汇率和财税三大体系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则被视为市场化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目前，利率、汇率和财税体制改革已在稳步进行，这将为市场化的宏观调控创设有利条件与制度基础。今年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报告》中提出，现阶段商业银行存、贷款仍是中国社会资金积累与供给的主要渠道，也是中国商业银行从事的主要业务，因此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是实现中国利率改革目标的关键。
去年10月29日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限（城乡信用社除外）和存款利率下限是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举措。这标志着中国利率市场化顺利实现了“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目标。
2005年，人民银行将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金融机构提高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提高资产负债管理和贷款风险定价的能力。为此，要加强金融机构的利率定价机制建设，按照风险与收益对称的原则，建立完善的科学定价制度。同时，要加强中央银行利率管理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健全利率调控体系。
伴随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加大，货币政策效力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削弱。近两年，国有商业银行股改步伐明显加快，资本项目中一些管制正在放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所有这些金融市场的基础建设，都为汇率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而去年以来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更进一步显示出了我国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决心，也预示着人民币汇率改革终将回到既定轨道上来。
财税政策则是影响经济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有力工具。毋庸置疑，今后一段时间，需要在完善公共财政制度的框架内进一步深化财政支出和收入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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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家喜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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