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
这些年来，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转轨经济学界都在讨论两个话题：一个是“中国奇迹”，另一个是“东欧困境”。通常不管什么倾向的人都承认这个事实：中国20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而90年代中东欧各国进入转轨以来很不顺利，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经济滑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比？
现在非常流行的解释，就是关于所谓“东欧激进”与“中国渐进”的说法。我认为，在意识形态上这些说法是没有问题的。的确，东欧国家自从转轨之后就把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看作他们的方向。但问题在于：认同这一方向并不难，而真正实践私有化却很难。在巨变后的1992年，波兰一个媒体曾经讲过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做“两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前政权垮台得这么容易，连反对派都没想到；第二个“没想到”是：私有化这么难搞没有想到。我觉得的确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就像一个大家庭。一个大家庭到了晚期，决定要不要分家这可能是个问题，但相对而言，要不要分家这个决定不太难作出。真正难办的、容易碰到尖锐问题的事，却是“怎样分家”，这个家怎样分得公平。因此，即便所有人都赞同私有化，这不过是所有人都赞同分家。但怎样分家，这里的问题还是很大。我相信一个真正的问题在于，所有的人要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分家结果。
那么，中国和东欧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如果仅仅看经济，我觉得这两者各自内部的区别大于所谓中国和中东欧这两个大概念之间的区别。比如在东欧相隔很近的两个国家：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他们都是前苏联成员国，相距很近，背景历史也相似。但这两个国家几乎是两个极端。爱沙尼亚在向跨国公司出售资产方面最激进，很快就卖完了。但白俄罗斯，就像我们的南街村一样，比南街村还南街村。他们现在根本就没搞市场化。我们也一样，例如温州，那里几乎是没有什么公有制的，但在有些内地如河南，就有南街村这样的地方，据说还在搞“一大二公”。但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东欧国家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它们的经济都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滑坡。而中国，不管是温州还是河南，它们的经济当然都各自有不少问题，但不管怎样，它们都还一直维持着增长。这显然就不是“渐进与激进”的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我认为大致有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转轨以前，中国和东欧的经济体制，虽然都被叫做“计划经济”，其实严格说，我认为叫“非市场经济”更合乎两者的共性。但这两种非市场经济是很不一样的。从一开始就很不一样。东欧的这种所谓“计划经济”的确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理性主义产物。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30年成名的苏联经济学家，后来也是东欧经济学界惟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康托罗维奇，他搞的就是数理经济学的“计划最优化”。但这种东西其实在中国一开始就行不通。如果说在1950年初期还有点影响，那么从1956年开始就不行了。在1956年的“八大”上，我们就提出了反对“一长制”，实际上就是反对“理性计划经济”那一套。到了文革，文革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所谓修正主义，其实就是“理性计划经济”。因此，中国在转轨以前，是一种既否定了市场，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计划”，这样一种“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也可以说叫无计划的“命令经济”。这种经济在运作机制上，以及在最终效益上，和计划经济有很大不同。而它更大的不同点就在于这两种体制它的“可放弃性”是有很大不同的。简单说，放弃一个理性计划，不管是渐进放弃还是激进放弃，不付出代价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计划均衡破坏很容易，市场均衡建立是很难的。而要放弃一个根本没有什么均衡可言的“命令经济”是很容易的。这种放弃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这两种途径都可以有经济正收益。也就是可以通过改善计划，即所谓“按科学规律办事”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引进市场原则来实现。事实上我国在改革初期这两种做法都起了很大作用。但这种情况在东欧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他们本来已经很“理性”了。
也就是说，摆脱无计划的命令经济可以是无代价的，但摆脱理性计划经济必须是有代价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彼得米哈里曾经说，“中国走出文革非常轻松，好像是一场愉快的郊游，但东欧国家摆脱这样一种理性的计划体制就是一场艰苦的长征。”
第二，作为一种非市场的经济，作为一种个人不是主体的这样一种共同体本位的体制，从逻辑上有两种功能：第一种是束缚功能，使得社会缺少竞争，没有自由；另一种功能是保护功能。这种体制可以给人提供某种社会保护、很高福利，但摆脱这种体制在逻辑上就有所谓代价问题，即摆脱束缚的同时也就失去了保护。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两种意义上的自由”：摆脱了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保护的自由。但是这两种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是等量的。有些共同体保护功能很发达，束缚功能不发达。反之亦然。那么，我觉得对比最鲜明的就是我们和一些东欧国家，如波兰、南斯拉夫和中国，尤其是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即农民所处的农村之间的对比。波兰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在巨变前就没有搞过集体化，他们的农民在巨变前就是家庭农场，享有我们中国农民在改革后才享有的自由。但是，他们的体制在工业化的基础上，也是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为了增强社会主义凝聚力，给农民提供了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而中国的农民恰恰相反。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就国家对农民的束缚而言，并不亚于国有企业。但它和国有企业的区别，如周其仁先生所说，主要在于这种束缚的后果，在国有企业是由国家承担，在农村是由农民自己承担。也就是用我自己的话，改革之前同样束缚了农民和工人，但国家只保护工人没保护农民。这样一来，改革的意义和得失对波兰农民和中国农民就完全不同了，虽然都是走向市场，但对波兰农民来说，他们摆脱的束缚很少，但失去的保护很多，因此对他们来说这是个代价十分沉重的过程。但对中国农民来说，对中国的绝大多数国民来说，在改革初期，他们摆脱了很多束缚，但并没有感到失去什么保护，因为原来这个体制就没有给他们提供什么保护。所以对他们来说，摆脱是个非常“愉快”的过程。
但以上这两点都是基于变革前的经济体制的不同。不管是变革前的体制有保护没有束缚，还是变革前的体制有没有理性计划，由此造成的中国和东欧的转轨绩效不同显然应该是有时效限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改革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影响会慢慢弱化。到了1990年后，决定东欧改革出现问题、中国改革一段时间比较顺利的主要原因，就成了我讲的第三个原因。
（待续）
《市场报》 (2005年02月08日 第二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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