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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为何屡遭抨击
邹汉歌
经济学家要想走出书斋在媒体上发表观点就必须谨慎行事，并随时准备接受公众的审视与追问，同时还要放下自己的高姿态，始终保持学者的独立、客观与公正，切不可站错位
置说错话。
最近，北大的两位经济学家由于各自发表了一番高见，又成了舆论批评的靶子：周其仁教授因为大谈超英赶美，相信“18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可以向美国叫板”、“75年以后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是中国”，被指为是一种“经济学意淫”，在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简单算术题，把自己的智力降格为“吃饱了撑的”；厉以宁教授认为“不能简单地利用高税收杀富济贫”，提出要“把大部分农民变为中产者”，被抨击为混淆逻辑，哗众取宠，反映了经济学家的大跃进心态。如果再联想到前一段张维迎教授在“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开幕式上回应郎咸平，发出“要善待对社会作贡献的企业家”的呼吁后，有评论家指责其“站”错了地方，失去了“学者的独立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济学家几乎是只要张口说话，立即批评如潮，简直到了“过街耗子，人人喊打”的地步。而认真听听这些批评或质疑的声音，虽然有些难免失之偏颇，但大都不无道理。我不禁纳闷，经济学家这究竟是怎么了？
我们之所以相信经济学家，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有可能相对独立、客观、公正地研究经济并进而正确引导经济的发展。在我们这个一切围绕经济转的时代，相信没有人会对经济学家的能量产生怀疑。早在1937年，凯恩斯就这样说过：“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源，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形成，使得经济学成为一种神话，也让经济学家获得了某种实际上的话语霸权。经济学家日渐成为一种符号或象征，在政府与公众遭遇复杂的经济困惑而一次次将求助的目光投向经济学家的时候，他们也在浑然不觉中承受着经济学家施加其上的符号暴力。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经济学家的这种话语霸权开始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其它学科的学者因为学科觉醒而对整个社会科学学术格局的解构，从而使经济学神话被打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经济学家在飘飘然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所谓的“学究谬误”，发出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惊人之论”。而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经济学家有可能丧失其独立、客观、公正的学者地位，沦为某些利益团体的工具和代言人，从研究经济、引导经济异化成为操纵经济、利用经济。真理总是惟一的，失去了客观性的经济学家不可能把握真正的经济规律，也必将受到其他学者以及公众的质疑。正是在这种挑战与质疑中，经济学家的权威逐渐消解，公众也开始从专家迷信与崇拜中走出来。
《中国经济时报》
呼吁企业家社会责任
苏益
时下呼吁企业家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时髦的话题，提出这一问题的角度形形色色：比如针对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拒绝设立工会、某些企业制假卖假、企业和企业家对社会捐助慈善事业不热心、企业拖欠压低民工工资等等不同现象，提出了相同的批评指向———这是企业家不讲道德、缺乏相应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问题的提出是很正常的，这也是一个老话题了，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从来就有所谓“义利之辩”，在西方的传统里，始自于现代经济学的老祖宗斯密，关于社会人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现在老话重提，有一个深刻的时代背景。当下的中国正面临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转型的时代里，伴随着市场力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传统伦理价值被逐渐消解，而新的伦理体系尚未确立。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如费孝通先生所论证的“私性的社会”，人际交往半径局限于血缘亲疏的人伦关系范围，而市场社会的繁荣要求市场秩序不断向外扩展，市场秩序扩展的过程也就是以价格为媒介、人际交往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这需要人与人之间遵循基本的交往伦理。为此，构建与市场社会相适应的责任伦理，对企业家提出相应的道德伦理要求是必然的。
可是，在当下流行的话语模式里，往往存在着以一种价值消解或取代其他价值的趋向。在呼吁企业家责任逐渐成为主流话语的同时，其中隐含的一种逻辑论说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是构建有秩序的市场社会最为重要的因素，只要企业家具备了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市场秩序就能够完美无缺地建立起来。
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只是一种道德论说，无限放大“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实质上是一种“惟道德主义”。道德要成为有效的约束力量，有赖于每一个个体对普世性的伦理准则有着共同的认同，并在实践中能够自觉地遵循这些准则。
市场秩序的扩展是一种“公共活动”，维系公共领域的有序、更重要的是依赖于社会规则的运行，企业或企业家以追求利润为天职，为此而“不择手段”，绝不是道义谴责可以杜绝的。
《新京报》
《市场报》 (2005年01月14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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