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原独董细说昔日风波
时隔六个月，伊利股份再次成为了中国股市戏剧中的主角。
12月17日，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在呼和浩特市政府人员参加并主持的“情况通报会”上被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带走，一同被检察院带走的还有伊利股份的其他6名高管。而后传来消息，董事长郑俊怀、副董事长杨桂琴、董事郭顺喜、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张显著及证券代表李永平5人，因“涉嫌挪用巨额公款”而被刑事拘留。
20日，伊利股份跌停，随即被上交所紧急停牌，原因是“重要事项未公告”。
21日，伊利股份发表公告，承认公司5高管被刑拘。
25日，检察院传出最新消息，5高管将被检方正式批捕。
检察院虽然自始至终都未指出“涉嫌挪用巨额公款”的具体内容，但几乎没有人会怀疑此次的高管被拘事件与今年6月－8月间发生的“独董风波”有关，甚至有媒体认为高管被拘就是“独董风波”的回应。
6月，伊利股份三个独立董事俞伯伟、王斌、郭晓川质疑伊利管理层，要求对3亿国债投资失败以及华世商贸的背景作出解释。两个月后，俞伯伟被股东大会罢免，王斌辞职，这就是当时名噪一时的“伊利独董风波”。自那次风波之后，市场上就充斥着对伊利股份3亿国债投资和“隐蔽”MBO的猜测，而中国证监会和检查部门也先后介入调查，当下发生的一切似乎是风波顺理成章的结果。
虽然高管被拘的内幕现在依然不得而知，但如果6个月前的“独董风波”正是此次事件的原因，那么与郑俊怀同为“风波”主角的俞伯伟和王斌，会不会对这次的事件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呢？
当记者找到了现为蓝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的俞伯伟时，这位曾经与郑俊怀私交甚密的原独董语气异常平静。让记者感到吃惊的是，俞伯伟否认了是自己发现了伊利股份的国债问题，他当时也是从外界得到的消息。得到消息后，他一开始的目的只是让伊利管理层对这些问题作出解释，以保证程序上的公正和明确自己的责任，而他并没有做更多的调查。 伊利的生产线仍然正常运转，两位前独立董事认为，该品牌的信誉仍然良好，高层被批捕不会对企业造成太大影响。(新华社记者任军川摄)
俞伯伟的说法得到了另一位原独董王斌的肯定，作为北京一大学的会计学教授，王斌也表示，当时对伊利管理层提出质疑的时候，并不知道也并未想到3亿元的国债投资和华世商贸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仅仅是对信息的不透明略有怀疑，更多的是要求程序上的公平。
当伊利董事会的争端公诸于世后，媒体的调查令3亿元国债和华世商贸的问题正逐渐浮出水面。据媒体报道，被俞、王等三人质疑的亏损国债投资，很可能是被转至金信信托名下，用以购买呼和浩特市政府手中的伊利国有股。华世商贸为伊利高层用以解决管理层持股目的而成立的公司，目前已成为伊利第五大股东的华世商贸，其所有者与伊利高层的关联性，以及大额资金的不明来源均令人生疑，而后者更据称是此次检方拘人的直接原因。
虽然俞伯伟等人当时并没有掌握更多的东西，但郑俊怀的反应大大出乎两人的预料，大发雷霆的郑俊怀先是对问题回答的不明就里，而后又大张旗鼓的对俞伯伟发起罢免，这都是令俞、王两人始料未及的。
这的确是令人困惑的事情，因为郑俊怀似乎是在对方并未了解太多的情况下，就主动出击。俞伯伟没有提及是否与郑俊怀进行过协商，但郑俊怀接下来逼俞伯伟出局的手段之激烈，令其他人，特别是王斌都感到不安，他从俞伯伟的遭遇嗅到了一丝危险。
王斌回忆，直到罢免宣布之前，都仍保留着与郑俊怀协商的可能，但股东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令他无法将事先写好的辞职信留在口袋里，从而作出了辞职的决定。
在离开伊利4个月后，俞伯伟和王斌仍然对伊利股份企业本身仍然看好，他们都认为伊利企业本身的机构、管理、产品和市场并没有什么问题，企业的前景也依然广阔。这次的事件对伊利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其实如果不是“独董风波”和“高管被拘”，伊利股份的市场形象几乎可以称得上完美。即使在国内乳品行业整体利润率下挫的不利形势下，伊利股份今年前三季度仍保持了持续发展势头。1至9月，伊利股份共实现净利润20785．86万元，同比增长了26．04％。两人都认为，新任管理层如果能保持目前伊利发展的态势，伊利的前途就十分可观了。
有趣的是，俞伯伟和王斌虽然都告诉记者，当时他们并没有掌握郑俊怀、国债以及华世商贸之间的关系，但他们在回答为何要“挺身而出”的原因时都提到了“自我规避风险”。他们要规避什么样的风险呢？是怕被中小股东问责的风险，还是个人信誉败坏的风险，抑或是同5位高管一样的牢狱之灾呢？
“独董风波”过去6个月，故事的三个主角中，郑俊怀身陷囹圄，王斌则仍在大学里教书，44岁的俞伯伟现在依然在上海从事着咨询业的老本行，正是这个工作，成为了他认识郑俊怀，当上伊利独董的途径，也成为了伊利股份日后罢免他的理由。
对话实录
《经济参考报》：此次伊利高管被拘，您认为与6月份的独董风波是否关联？
俞伯伟：应该是有。7月21日，证监会就成立调查组立案调查，这可能是调查的结果吧。
《经济参考报》：这次事件是不是可以看作是“独董风波”的延续？
俞伯伟：不能说是延续，因为现在所依据的更多是7月21日之后的调查，而“独董风波”时，我是肯定没有发现后面那么多的事情，或者有那么多的证据。有人说是独董揭开了盖子，其实不是，因为这件事最早是从网上和报纸登出来的，我的很多朋友给我发电子邮件，王斌也收到，郭小川也可能看到了，当时我们三个人就碰了一下，其实我们也是在外界信息的告知下才了解到的。
《经济参考报》：你们当时是否发现了3亿元的国债投资同MBO可能的关系？
俞伯伟：其实我们当时只是要求信息披露的问题。我们当时觉得有两个问题应该弄清楚，一是华世商贸的问题，二是国债亏损的问题。并不是要调查后面存在什么关系，而是仅仅定位在要求公司披露信息，而且是让公司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并没有权力了解董事是不是与MBO有关，这既不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也没有调查的手段与工具。关于国债亏损也仍然是投资的问题，郑俊怀一开始是这么对我们答复的，说第一，投资国债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第二，做生意总是有亏的，他并不能保证。其实当时郑俊怀是在回避这个问题，我相信他是明白的。所以我问他，那为什么亏了以后还要做，而且事后还不告诉大家，究竟是响应号召还是为股东谋利，公司是应该披露的，仅此而已。
《经济参考报》：也就是说，你们当时要求的一个正常程序下的信息披露，而不是抱有某种目的？
俞伯伟：是的，媒体在这里有一种误解，认为我们当时是有目的、有预知、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做，其实我们最早在3月9日就曾同他们交涉过，后来又交涉了几次，之后就发生了罢免的事了。
王斌：其实当时目的就是为了一个程序上的公正，我当时只是对这些问题有一些怀疑，但当时并没有任何证据，而且我也没有想到背后有这么复杂的事情。但是后面企业的行为的确有些过激了。我当时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俞伯伟被罢免表示不认同和不满。当时股东会前我已经准备好了辞职信，但我仍然希望事情能够协商解决。然而股东会上，他们将俞伯伟一些有关个人隐私的情况作为罢免理由公开，这让我感到他们的做法有些过分，也加深了我对事情的担心。所以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宣读了辞职信。
《经济参考报》：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独董，毕竟还是比较了解这个企业的，您认为此次高管被拘事件会不会造成企业发展上的问题？
俞伯伟：伊利企业本身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这件事如果能够得到圆满解决，应该不会对企业产生太大影响的。因为伊利是以事业部为编制的，集团上面的人只有郑俊怀、杨桂琴等少数几个，他们一般只是制定方针政策，以把握企业的大方向的。业务则是伊利的事业部在做，只要每个事业部的老总没有问题，伊利的发展就不会太大的障碍。
王斌：毕竟伊利的企业自我修复能力还是很强的，企业本身的公司治理没有太大问题，产品的信誉、质量都不错，市场前景也很好，应该说这次事件不会对企业造成太大影响。
《经济参考报》：那你们觉得这件事情将会怎样发展下去？
俞伯伟：其实7月21日证监会介入调查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访谈，企业内部与企业外部，在所有接受访谈的大部分人都有沟通过，比如说遇到某些问题，大家都有交涉过，交涉过程慢慢形成一个事情，国债是怎么回事，挪了几笔等等。大家都是碰出来的一些东西，挪用是肯定的，最起码还是要看具体调查结果和证据。
王斌：经过调查组的调查，也许有了新的发现，我想以后从证监会的报告中应该可以了解。
《经济参考报》：随着调查的发展，3亿元国债与MBO会被检察部门提出来吗？
俞伯伟：不知道，说不准。
作者：勾晓峰 杨莹
（来源：经济参考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