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大午让人再次记起了那句中国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文 章敬平
当富人们担心“仇富”正成为一种现象的时候，孙大午被从轻发落。“判三缓四”的结果，对那些原本忧心忡忡的富人们，自然是一种宽慰。在重复“仇富不是一种社会心理”
这样的陈词滥调之外，是舆论在孙大午一案上表现出的人心向背，及其对中国新兴有产者的启迪。
孙大午5月被逮捕，迄今半年。期间，舆论对中国富豪给予了空前的质疑和批评。依照惯例和往常的逻辑，一个富豪落马了，继之而来的必然是更多的黑幕被揭露，更多的反面教训被记取，而孙却罕见地受到媒体的“特赦”，舆论在孙大午身上，赋予了惋惜、遗憾和数不清的同情。从媒体的报道中，人们发现孙大午不是一个富豪阶层的反面人物，而是一个被誉为“中国企业家的良心”的农民企业家，一个为中国农民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的思想者，一个不愿贿赂不给回扣不屑做胡雪岩的理想主义者。
媒体的报道，非但没有让孙大午一夜间变臭，反而让他变成了一个遗憾的英雄，他的形象在他倒霉的时候变得高大起来。虽然他曾被北京大学请去演讲，但先前的他至多是一个地方名流，他成为全国性的明星富豪应该是被拘后的事。
起初，孙大午的消息仅仅在网络世界流传，人们感觉到媒体世界的报道似乎比较节制。直到7月中旬《南方都市报》试探性的报道公开后，才有了后面的一连串媒体行动。一直苦于网上流传的信息无法证实的北京知识阶层，开始根据公开报道，展开对孙大午的声援行动。
《南方都市报》一开始的新闻标题是《孙大午是经济犯罪还是因言获罪？》，很快人们排除了因言获罪的可能，确信他是违法了，但学者杨支柱等人认为他违法而没有犯罪。北京一位高校教授还呼吁“拯救孙大午”。显然，这样煽情的呼吁获得了正面的反馈。法学界有人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孙提供义务法律援助。尽管法学博士许志勇在《我们为什么要帮助孙大午？》一文中，将理由最终归结为宏大的国家和民众利益，但其著文的出发点，应该也是为孙大午的个体命运鸣不平。
舆论在孙大午一案中，是代表民意的。现实世界里，没有一个被非法集资的“受害人”对孙的被捕额手称庆，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有众多的网民始终在为孙大午鸣不平。自称萧一湘的80岁老汉，给学而思网站发文，请政府给孙戴大红花，说“孙先生算是改革中的第三位改革英雄”。曾经每当有富豪落马，中国的网上论坛总是一片喝彩之声。显然，这绝不完全是穷人嫉妒富人的幸灾乐祸，认为富人富得不干不净乃是要因。
在舆论援助孙大午的日子里，一些富豪正遭受媒体前所未有的质疑。回望未竟的2003年，中国的媒体对一些富豪鞭挞甚于讴歌。尽管中国的传统是为死者讳，但一些媒体却在富豪们死后揭露出不利于死者形象的所谓真相。从深圳吴志剑被判入狱，再到周正毅、钱永伟折戟沪上，福布斯中国富豪们的重重劫难，也成了媒体世界探讨富豪原罪的起点。富豪们的死亡，诉讼，质疑，无不被媒体从反面总结我们这个法治还不够完善的社会，在转轨时期是如何地被钻空子。反观孙大午的被捕，舆论从中总结的是，我们这个法治尚有欠缺的社会，是如何地迫使私营企业主进入“非法生存”的状态。
所谓的仇富现象，被媒体总结后，我们发现，很多富豪喜欢在各种场合阐述他们的责任观念，他们说财富即责任。更多的财富，意味着对社会更多的责任。他们会列举他们的企业解决了多少就业，他们的企业为国家缴纳了多少税收。在表示赞许的同时，很多人指出，除了少数富豪，多数富人的所作所为只是尽了一个企业家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尽了自己的本分。
我们并不希望所有的富人，都能像孙大午那样，在做企业的时候怀着那么多对国家和民众的发自肺腑的感情。更不希望他们的父亲都要像孙大午的父亲孙凯那样，躬着90度的驼背骑三轮车捡垃圾。我们只是希望他们能从孙大午案件中的舆论向背，发现一个企业和一个富豪应该遵循的道德律，而不仅仅是做做道德文章。孙大午让人再次记起了那句中国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栏目：动向人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