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津门

　　

灰色津门

    津门酸三色之灰色天津

　　一个曾经家财万贯的富家子弟，不紧不慢地悠闲踱步在自家院子里，没有激情；

　　家的外面，正如火如荼。

　　国企改制步履艰难，民企发展不见起色；

　　两个八年的失落吞下苦果；

　　地理位置的尴尬品尝酸涩。

　　宁可坐等饿死也舍不下那张脸的民风；

　　热情和冷淡都让人难以接受的服务；

　　既自傲又自卑的文化情结；

　　曾经波涛汹涌的海河，如今宛如死水一潭。

　　左右为难的脱胎换骨

　　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马三立的相声，它们代表了天津的前天；飞鸽牌自行车、海鸥牌机械手表、北京牌电视机、鸵鸟牌墨水、天津加酶洗衣粉、蓝天六必治牙膏，它们代表了天津的昨天；可口可乐、摩托罗拉、LG电器、康师傅方便面、富士摄影镜头，它们代表了天津的今天。

　　前天和昨天都是天津人自己的品牌，而今天，在“Made in Tianjin”的外面，是别人的品牌。

　　天津人自己呢？变得越来越灰色了。

　　作为中国的四大直辖市和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以及北京通往东北、华南的交通枢纽、渤海湾上的重要港口，天津占尽了地利。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它却逐渐落伍了，其经济发展不仅无法与北京、上海比，就连后起之秀青岛、大连、烟台，它也比不过。

　　就像一个曾经家财万贯的富家子弟，不紧不慢地悠闲踱步在自家院子里，没有激情，没有变化，与家门外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场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然而就在前天和昨天，中国第一个碱厂、第一个纺织厂、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块手表、第一台电视、第一条铁路、第一个大商场、第一所大学都诞生于此。天津曾经多么富有激情。

　　而今，灯光昏暗了。

　　是灯管老化了吗？

　　天津市一轻局的一份报告中这样描述：2000年以前，一轻系统有国有企业99户，中小企业比例高达88%，改制面仅有5%，亏损面达52%，在岗人员背负着两倍的下岗和退休人员负担，很多企业资不抵债，要活活不了，破产破不掉，出售没人要。

　　以轻工业为主的天津，国有企业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天津市最近提出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目标是让民营经济实现每年25%以上的增幅。但即便真的这样，5年后，民营经济的比重也不到三分之一。

　　民营经济的羸弱，使国企改革成为天津二次腾飞中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从2000年开始，天津一轻系统开始了改制。这是整个天津市国企改革的缩影，虽然比全国很多地方来得晚，但总算让人们看到了国企老字号前进的曙光。

　　梁玉树，天津蓝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和员工们凑钱为蓝天六必治牙膏打出了“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的广告，给濒临倒闭的牙膏厂带来了奇迹般的再生。凭借“全效牙膏”的概念，蓝天成为国内牙膏品牌的领军者之一。到今天，他们生产的牙膏已经够全中国人每人一支了。

　　1997年，正在蓝天六必治的内部调整处在重要关口的时候，梁玉树因为“业绩突出”被上调到一轻局任副局长。两年后，感到“不善为官”的他主动要求“下放”。当他回到蓝天时，企业已经有点面目全非了：在主管部门的主持下，蓝天兼并了其他几个厂，被塞得人满为患；市场也有些面目全非了：国外品牌如高露洁、佳洁士凭借强大实力迅速占据主导地位，牙膏市场利润急剧下降，国内品牌受到严峻考验。

　　“根据我几十年的从业经验，国有企业确实不适合这种行业。”梁玉树虽然很早就悟出了这个道理，但直到2001年，蓝天才得到了国退民进的机会。

　　“为了防止职工情绪过大，当时的改制实行的是保守方案。”改制后，作为企业负责人的梁玉树仅持有1.48%的股份，剩余股份平均分配给所有职工。

　　“这和没改区别不大，肯定要继续改。”他们正计划引进战略合作伙伴。但据说进展不太顺利，因为合作方看到蓝天集团“另类”的股权结构，不愿承担这个“名义上股份制实际上还是集体制”的合作风险。

　　相比而言，天津一轻另一个改制企业华一集团的改制还算彻底：一轻集团持有13%的股份，部分普通职工持有20%，中层经营者持有31%，董事长张国维持有30%。负责一轻集团整体改制的副总经理李广文认为，华一将成为天津市国企改革的一个典型。

　　传统“三大件”中硕果仅存的海鸥手表，改制之路也很艰难。已经进行初步改制的海鸥集团组建了以天津中欧公司为核心的机械手表生产集团，同时兼并了大连、烟台、石家庄三地的手表厂，与瑞士ISA和香港一家公司分别成立了合资公司，成为天津为数不多的在域外鏖战的轻工企业。

　　2003年，中欧集团与瑞士ISA等战略投资者签订了数千万美元的投资意向，但至今还悬在空中。因为中欧集团的员工身份还是国有企业职工，集团股权有点说不清，对外来投资者来说存在很大风险。“如果明年进一步改制，投资落实后，我们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械手表机芯生产基地，在国内将没有竞争对手。” 中欧董事长王德明这样描绘企业前景。

　　他说：“打破铁饭碗这个概念在南方可能不是问题，但在天津，我们却不得不考虑职工传统意识的力量。”在最艰难的时候，厂里所有职工每个月只有不到200元的生活费，但一贯恋家的职工并没有离开企业到外打工，天津人对企业那种家的感觉使海鸥手表至今保留着全部核心技术工人。

　　中欧集团的情况是整个天津工业的缩影。在这个传统工业区，工人们具有浓厚的“以厂为家”的思想。企业困难时让人感动，但在改制中却变成了阻力。正因为如此，天津一轻中小国有企业改制往往实行的是“两步走、三步走”的策略。

　　尽管步履维艰，但整个一轻系统仍然坚定地推行国退民进。一大批老牌企业如鸵鸟墨水、蓝天洗衣粉、飞鸽自行车等，通过经营土地、引进战略投资者而被重新盘活，或者看到了重新盘活的希望。

　　在已经改制的40个企业里，一轻局代表国有资产持股一般只在10%左右。在此基础上，一轻局脱掉政府外衣，改制成为天津一轻集团。

　　2004年9月，天津市国资委成立，一场更大范围的国有企业改制有序地展开。据介绍，天津将对资产在100亿以下的国有资产进行战略重组，由天津市政府出面组织的大型招商活动已经开展。改革注定会成为天津这个传统工业地区今后几年的主旋律。

　　“我们对天津的最大贡献就是保留了海鸥这块牌子，让老三样得以延续。但的确做得很辛苦。”王德明说。

　　初步改制后，中欧集团每年仍要拿出800万作为1000多名退休职工的生活费。海鸥品牌虽然有50年的历史，却始终给人以实用计时工具的形象，与高档机械表的内涵相去甚远，所以还需要发展。

　　天津市领导明确要求，几年内海鸥手表必须提升档次。王德明也尝试过用“金海鸥”、“钻石海鸥”来提升品牌价值，但事与愿违。

　　“假如海鸥手表提高到5000元一块，你们买吗？”王德明这样问记者。海鸥有技术，有全亚洲最大的生产基地，但面对瑞士几百年来凝聚的品牌力量，想用几年时间赶上，王德明感觉不太可能。如果放弃品牌专心做机芯生产呢？王德明感觉到舍弃老牌子的社会风险同样压人。

　　听说记者牙龈出血，蓝天董事长梁玉树极力推荐使用蓝天六必治全效牙膏，显示出对自己产品质量的自信：“我们的产品绝对比同等价位的外国牌子好，我敢打保票。”当年靠“吃嘛嘛香”广告创意起家的梁玉树，深深感慨蓝天在品牌宣传上始终跟不上市场的节奏。

　　靠广告起家的蓝天尚且如此，天津其他本土企业品牌宣传的力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对品牌和企业宣传表现出了不屑。

　　不擅好办，不屑难调。

　　普兰娜20个系列的化妆品曾连续荣获四项国际大奖，在欧、日市场奇货可居，但在国内鲜有耳闻。

　　海鸥手表奥运会期间曾在希腊等欧洲国家热卖，在国内却始终徘徊在中低档。

　　郁美净老总一年中有360天在外背着化妆品开拓市场，可谓重视了。然而，在其产品说明书上，我们却看到了“引领新时代妇女化妆潮流”这样的过时太多了的字眼。

　　对品牌的认识不够，多少反映了对市场的不了解。在天津，但凡提早进入市场化的行业，如建材、装修，都被外来企业垄断。即使房地产这样的地主优势行业，天津也面临着来自香港、杭州房产大鳄的凶猛围攻。

　　一个传统的工业城市，在市场化面前正经受着脱胎换骨的改变，也迫切需要脱胎换骨的改变。

　　擦肩而过的政治机遇

　　《求是》杂志2004年第一期上载文说：“天津作为一个老工商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又有两个特殊的8年：一是划归河北省的8年，几乎没有多少投资，还迁出了几百个工厂；二是唐山大地震损毁了天津60%的建筑，抗震救灾恢复重建又是8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些历史的包袱严重制约了天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难度可想而知。”

　　一位老天津人说：在中国，政治就是经济，经济就是政治。不懂政治经济学，就不要妄评区域经济发展。

　　看破红尘方见真知。

　　1949年以来，我们倾举国之力把北京从没有什么现代工业的消费城市建设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而天津这个距离北京仅100多公里的城市，因为处处要给首都让路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统计，1975年以前，天津几乎没有任何国家重点项目。

　　天津和上海在1949年以前可称作南北双雄，都是经济中心。1949年以后，上海比天津得到了计划经济的更多关照。文革前，中国自己制造的万吨水压机在上海，而次于这个等级的6000吨水压机当时有两台，分别在北京重型机械厂和天津重型机械厂。其间的根本差别是：上海和北京都是国家投资，而天津是自己筹资制造的。

　　唐山地震，天津受到了损失。但天津大，人口多，又不在震中，不太引人关注，国家的救援物资大部分调往唐山，天津人只好自己咽下天灾留下的伤痛。统计显示，地震损失的绝对值上，天津并不比唐山少。

　　再往前说，平津战役中天津城几乎被轰平。解放天津用的是最强的火力，因为敌人在天津的设防太强大。解放上海时则考虑到上海的建筑和大量工厂、资本，基本没用大炮。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天津是从废墟中站起来的。

　　一位资深经济学者分析说，天津没有上百亿投资的如宝钢、金山石化、首钢、燕山石化这样的大项目，等了20年才等来3.0大排量汽车的生产权，而北京现代从签约到生产两个月就搞定了。天津没有上海的三年财税包干到期再延长三年的特权政策，没有浦东比特区还特区的优惠，批一个3000万美金的项目在上海属于地方权限，在天津则要等待国家有关部门短则数月的审批。几个五年计划中有上百个重大项目，却没有一个摆在天津。相反，天津迁出了上百个工厂，而今天津人的足迹随处可见，都是割肉流血般的支援。

　　或许，天津是50多年来付出与获得最不成比例的城市之一。上海曾经在90年代初对不堪重负的现状展开过讨论，1992年之后才开始扬眉吐气。而天津，渐渐失去了颜色，直到现在。

　　天津一位高层领导出国考察，竟发现欧洲的投资者们大部分都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直辖市叫天津。那种滋味，怎一个灰字了得？

　　复杂固执的文化情结

　　“不过是一座放大了的石家庄！”天津的网友这样评价自己的城市。

　　他们抱怨说，而今的天津是中国直辖市里最没有特点的一个：既缺少北京宏伟大气的庄重，又没有上海城开不夜的繁华，也不象重庆山重水复、诡谲多姿。

　　曾经金光灿烂的天津，如今的灰暗的确让人不是滋味。

　　这种灰暗不仅在经济统计数字上，也不仅在城市面貌的混乱上，还在天津人自己的心头上。

　　而心头上的灰暗，是世界上最灰、最暗的灰暗。

　　一篇名为《丑陋的天津人》的文章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普通场景：1997年盛夏的傍晚，一座古老的四合院里坐着五、六个吃完晚饭正在乘凉的天津人。中年人悠闲地坐在藤椅上，慢慢地摇着蒲扇，美滋滋地说：“今天厂子又放假，一周都休息三天了，甭说多美了！”另一个坐在竹凳上的小伙子拍了拍胸脯说：“你那算嘛？我今儿个是第四天没干活了，下午又躲在仓库后边睡了一觉，也没人知道。”旁边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开口说：“你说解气不解气?今儿个我把科长臭骂了一顿，说得他连嘴都张不开。最后，他把我前两天的旷工记录都给涂了。”另一个小伙子说：“今儿下午，我和哥们在瓜摊边下了半天棋，来了几个买西瓜的，我说‘快走开，别烦我，小心我拿刀戳你！’真痛快！”

　　文章感慨说：工人想方设法偷懒，个体户缺乏顾客至上的服务意识，咱天津还能靠什么发展呢？

　　犹太人的富有缘于他们的商业头脑以及勤快、节俭、待人和气；广东人的富有缘于他们的精明和敢于冒险；温州人的富有缘于他们的精明和肯吃苦的精神。

　　天津人呢？有点大大咧咧，缺乏广东人的精明、温州人的节俭、犹太人的和气，而且攒不下钱。还有一点“傲”，不肯干服务性行业，宁可坐等饿死也舍不下那张脸。

　　记者在天津居民区看到，那些下岗职工家的院子里很多都有一个大笼子，里面养着鸟或鸡。那些人每月只有二三百元工资，但宁可待业在家，也拼死不愿去摆摊扫街，每天提笼架鸟，拍着胸脯傲称国家正式工人老大哥。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在天津这样一个大城市里，这种观念着实顽固得可以了。

　　虽然距北京不远，但天津话与北京话却颇有差异，据说是因为当时天津卫的守军及家属多来自安徽，天津话受安徽话影响，与周边有异。天津人见多识广，能说善道，有卫嘴子之称。比起京油子玩世不恭的油滑，卫嘴子更带有码头青皮的赖和商埠商民的精。赖则执着，精则机巧，所以天津的相声不象北京那样滑，却更耐咀嚼。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邻近首都的地理位置，天津人的青皮精神最终没能发展成上海市民那样独立的个性意识。也正因为如此，与北京人和上海人相比，天津人更显得质朴些。

　　天津人爱玩，民俗文化发达，从泥塑、木刻、年画到过年过节挂调钱儿、放鞭炮，乃至婚丧嫁娶的大办特办，都是天津形象里浓浓的笔墨。

　　天津文史馆副馆长崔锦说，民风悍勇的天津并不是一个轻易屈服的城市，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天津是唯一一个经过血与火的冲突而成为半殖民地的。天津人亲身体验了外国的坚船利炮，玩儿命了，抗争了，还是没有打过人家。于是开始在文化上抗争，这种抗争甚至是无意识的，但却使民风民俗更倔强地保持下来。这是一种沉默的抗争。天津人保守，不乐于接受新事物，大概也与这种心态的矫枉过正有关。

　　天津人大部分都是移民，真正土生土长的不到一成，和上海很相似。真正地道的上海人是上海郊区的农民，但城里的上海人最瞧不起乡下人。天津人在这一点上要比上海人强，很少歧视外乡人。

　　在天津的一家餐馆就餐，我们自始至终见不到服务员的笑容，上菜时盘子离桌面还有10厘米就松手——这个高度，即使在一向嘈杂的中国餐馆里，也会发出吓你一跳的声响。我没得罪她呀？也没打算不给钱呀？

　　其实，这是天津人正常的服务风格。

　　在一家国营宾馆里住宿，服务员大姐对你很亲切，绝不是职业性的微笑，而是真诚的关心：这么早就出去？准备上哪呀？怎么去呀？这些突兀唐突的问话，放在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上很难理解，而若放在邻居大妈的关心上就自然了。

　　这也是天津人正常的服务风格。

　　天津作家蒋子龙曾有一文让家乡人搓火，其中几句调侃很是精到：“千百年来，天津以北京的门户自居。门户者，看门守户，即现在的传达室。守传达室，自然就要忠于职守，安贫乐道。身为传达室，也自然就不像门里边那么神秘，那么高贵。马路比北京窄，楼房比北京矮，工资比北京低，连物价都不如北京涨得高、涨得快！北京人曾不无自得地传说，他们结婚喜欢顺着高速公路跑到天津来举行婚宴，连吃带喝再加上来回的路费，还比在北京结婚便宜。这不知是恭维天津，还是挖苦天津？更闹不清占便宜的是北京，还是天津？所以可用四个字概括天津性格：平实，自谦。”

　　天津福建商会曾经想招募天津当地人任职，结果发现，你把工作刚有个初步交代，天津人立即拍起了胸脯：交给我吧，没问题。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很好理解，最后当然很难做好。

　　直到现在，这家商会里没有几个天津本地人。

　　天津人热情，牢骚也最多；天津人没钱，也看不起钱；天津人有文化，最看不起追名逐利者；天津人朴实，朴实得与外面的世界似乎格格不入；天津人很傲，骨子里其实有自卑。

　　这就是天津，这就是天津人。

　　这样的天津历史，造就了这样的天津人；这样的天津人，造就了这样的天津现实。

　　很多人讲，以前的海河不像现在这样死水一潭，而是波涛汹涌，在火车站附近的市区就能看到每天的涨潮退潮，景象壮观。1945年，美军在天津登陆，3000吨的美国军舰沿海河直接驶入了市区。

　　俱往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