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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来”与“走出去”是对外开放工作的重要方面。“引进来”是利用外资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结构升级；“走出去”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进行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资金流向截然相反的国家经济战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辩证看待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做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统筹发展，也是在对外开放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一、“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统一性
单从资金流向上看，“引进来”与“走出去”恰好相反，但从相互促进关系、资源配置效率和适应国际发展新趋势等方面考察，二者在深层次上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
第一，吸收外资诱发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的对外投资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国内企业在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过程中已经逐步转变了经营理念，充分认识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内生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构想和信心，真正萌发了开展跨国经营的全球意识。其次，一些企业通过先期利用外资，在产品质量、技术工艺、研发创新和管理手段上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企业规模和效益迅速增长，已经初步具备了对外投资的实力。因此，这些企业选择适当时机“走出去”，发挥独有的比较优势，是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其进一步成长壮大的必由之路。再次，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吸收外资促进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显现出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如外资企业的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国内部分产业生产的趋于饱和与市场容量缩小等。这些外部因素都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决策。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企业在国内遇到的生产经营困难，有效延长企业产品的生命周期，即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对部分由吸收外资引发的相关问题予以解决。
第二，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吸收外资。
首先，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其对外投资额与吸收外资额的规模一般保持在1：1.1左右。对外直接投资符合经济体的发展要求，也使得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成为可能，从而有利于形成资本流入与流出的动态平衡。其次，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与国际接轨，逐步调整引资政策，渐次取消不合理的优惠政策和歧视性规定，赋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满足世贸组织的各项规则。同时，通过国际间引资政策的比较，我国也可找出自身优势及有待改进的地方不断加以完善，进而推动我国吸收外资工作向质量型、效益型转变。
第三，共同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资的统一性还体现在资源的有效配置上。资本流动的最终目的是追逐最大收益。通过直接投资，资本得到合理的流动，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的“逐利”特征已使其突破了国家间的地域限制，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对一国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和吸收外资虽有资本流动方向上的差异，但却都符合资本追逐最大收益这一根本目的。
第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无论是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吸收外资，都是符合资本全球化流动趋势的。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交往日益密切，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不仅是世贸组织致力追求的目标，也是各国制定对外经济政策的考虑方向。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促使国际分工进一步加强，投资自由化对于弥补各国经济不足，完善各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说，对外直接投资和吸收外资双管齐下，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必然选择。
第五，互惠互利促进发展。
无论是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吸收外资，都建立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这一大前提下。吸收外资可以直接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而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产业转移，为国内产业的升级和重构预留出空间，也间接促进了母国的经济发展。当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到一定规模，取得明显收益时，将资金汇回国内，又进一步直接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二、“引进来”与“走出去”统筹发展的必然性
“引进来”与“走出去”本质上的统一性，决定了二者在实际工作中相互结合的必然性。投资发展进程的阶段特征、资本双向流动的内在特征和纳入世界经济主流的现实需要都要求“引进来”与“走出去”统筹发展。
第一，投资发展进程的阶段特征要求“引进来”与“走出去”统筹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和吸收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应具有其各自的阶段性。先期主要是通过吸收外资发展经济,此时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也有一定的数量，但规模还比较小，不是主流。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才会快速增长，其规模才可能与吸收外资旗鼓相当。应将这种资本流入流出的阶段特征看作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向。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资本运动的历史来看，都遵循这一规律。
第二，资本双向流动的内在特征要求“引进来”与“走出去”统筹发展。
大国经济要求对外直接投资和吸收外资并举，二者不可偏废。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近13亿，市场规模和潜力都十分巨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待开发的消费市场。因此，全球各大公司纷纷抢滩登陆我国，积极开展投资活动，其目的无非是夺得先机，占领市场。俗话说“礼尚往来”，投资也是如此。一个国家要真正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就必须深刻认识到除了接受别国的资本外，也要向外输出资本，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只有这样，通过积极主动的对外经济交往，与世界各国形成资本的良性互动，才能在相互投资中实现双赢，获得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继而推动本国经济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实际上，当今世界已经不存在单方面获利的局面了，投资行为都是双向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新经济时代。
第三，纳入世界经济主流的现实需要要求“引进来”与“走出去”统筹发展。
我国已经参加了多个国际性经济组织，尤其是在2001年12月成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加入这些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我国纳入世界经济主流中去，真正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全球化竞争。因此，只有在吸收外资的同时，进行适当的对外直接投资，才能以实际行动展现我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事务、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和决心，从而强化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保护本国经济利益不受侵犯。
三、“引进来”与“走出去”统筹发展的现代经济理论依据
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统筹发展，并不仅仅因为二者具有统一性和必然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从投资与国家经济总量关系的角度也为此提供了科学依据。
著名国际投资专家邓宁（J. H.Dunning）1981年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NOI（NetOutwardInvestment，等于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去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是该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是反映经济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参数。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取决于三方面因素：（1）一国经济所处阶段；（2）一国要素禀赋及其市场结构；（3）中间产品跨国交易市场不完全的性质及其不完全的程度。邓宁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低于400美元的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几乎为零，NOI为负值；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与内部化优势不显著，对外直接投资相对较少，但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大量外资，因此NOI为负值，且绝对值有增大的趋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表现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而外资流入的规模同时加大，NOI依然表现为负值，但绝对值有缩小的趋势；第四阶段，人均GDP超过4750美元的国家，其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与内部化优势比较明显，并能与区位优势较好地结合，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强，NOI明显表现为正值，并呈逐步扩大的趋势。总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GDP的增长，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会逐渐增大。
虽然影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并不仅由人均GDP决定，但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毕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2003年，我国GDP达到116694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相当于1.4万多亿美元，人均GDP为1090美元。实际上，1994年我国人均GDP就已超过400美元，为474美元（人民币3923元）。1994—2003年10年间人均GDP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7％左右。按照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我国目前并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阶段。事实果真如此吗？通过对1994—2003年我国吸收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情况的实证分析（如表1所示），证明上述论断是正确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一直为负数，除2003年外其余各年绝对值持续增大。另外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吸收外资规模一直呈现显著的增长态势，而对外直接投资却保持较为稳定的低水平状态（如表2所示）。
上述分析充分说明，与庞大的吸收外资规模相比，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严重滞后，这种长期以来“引进来”与“走出去”发展极不平衡的局面若不尽快加以扭转，将引发一系列深层次的经济矛盾，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这也再次昭示我们，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统筹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一件大事，必须认真对待，妥善布置，周密安排，以期尽快收到实效。
四、“引进来”与“走出去”统筹发展的基本思路
“引进来”与“走出去”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江泽民同志形象地比喻道：“‘引进来’与‘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动起来。”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20多年来把外国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人才等“引进来”，我们的产品、技术、管理水平就难以提高，即便想“走出去”也是纸上谈兵。目前我们已经基本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然而从国家管理体制和现实情况来看，二者目前仍处于各自独立发展的状态。从国家宏观政策层面看，“引进来”的开放度大，“走出去”的开放度小，且相互间不能融通；从企业微观行为层面看，“引进来”的积极性高，要求迫切，“走出去”由于风险难以把握，谨慎程度较高，动力机制尚未形成。“引进来”与“走出去”统筹发展还没有经过真正的实践，但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积极拓展我国经济的成长空间，我们必须将这项工作做好，打开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第一，统一谋划制定“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措施，加强二者间的融通互补，坚决摒弃以往各自为战、分头规划的不协同做法。
之所以强调统一谋划制定和融通互补，就是因为以往“引进来”与“走出去”的不协同造成二者发展的严重失衡。“引进来”表面看来是为了“师夷长技”，但其最终目的却是为了以强健有力的体魄昂首挺胸的大步“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上与列强角逐。因此，决不能孤立的制定“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法律和政策措施，要紧密结合“走出去”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来”，为将来作好铺垫和准备。实际上这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取长补短”，即通过吸收外资给我们的弱势产业注入营养，使其快速的成长壮大，逐步拉近与国际水平的距离；二是“精挑细选”，即不是盲目地引进外资，而是甄别筛选，将有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能够迅速形成产业优势的项目吸纳进来；三是“虚位以待”，即将具有比较优势但在国内已经失去市场发展空间的产业转移出去，预留出空间吸引外资，以达到产业升级改造的目的。
第二，积极探索“引进来”与“走出去”的互动模式，形成内外联动、先出后进、先进后出的交互发展局面。
让“引进来”与“走出去”互动起来，变隔离式发展为交互式发展。企业可以通过先“引进来”提升自身实力后“走出去”，也可以先“走出去”通过增资扩股再将外资“引进来”，尽量消除“引进来”与“走出去”泾渭分明的思维定势，形成国内与国外整合式经营、资本国际化运作的新局面。特别要强调的是，不要只认为“引进来”之后才能“走出去”，实际上“走出去”之后也完全可以“引进来”，要注重境外企业的生存状态，努力塑造境外企业的良好形象和产品信誉，通过境外企业这个窗口向外国公司间接展示国内母公司的吸引力，最终将外国资本“引进来”，形成资本的内外循环往复流动。
第三，在继续加大“引进来”力度的同时，不断更新完善“走出去”的投资产业和区域指导目录，并给予相应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商务部门应深入剖析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积极跟踪各国投资和产业发展政策，进而紧密联系国内产业发展现状，在已推出《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一）》的良好基础上，不断充实完善、及时更新，使之真正起到“导向”作用和辅助参考功能。伴随目录的推出，国家也应给予相应的政策和资金配套，使之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努力提高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可能通过“走出去”达到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目的，并且避免重蹈日本等国国内产业空洞化的覆辙，从而赢得国际分工中相对有利的地位，在更大市场范围内获取生产资源和经营收益。
第四，整合外商投资促进和对外投资促进，双管齐下，在统一的投资促进制度框架下开展“引进来”与“走出去”工作。
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促进工作以往主要是招商引资，即“引进来”，投资项目洽谈会基本上是引资项目的对接，而很少有“走出去”项目的参与，这种差别待遇，极不利于“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统筹发展。投资促进本身就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促进资本流入，二是促进资本流出，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投资促进。因此，必须改变只重视外商投资促进而忽视对外投资促进的状况。各级政府都应成立一个班子一个框架的投资促进部门，在投资促进活动中给予二者平等地位。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投资促进部门就会逐渐形成一个整体的国际资本流动概念和全局意识，行之有效地开展既符合国际市场发展趋势又有助于国内经济增长的双向投资促进活动，从而真正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统筹发展落到实处。
冯赫 博士 商务部研究院 研究人员
发表在 《国际工程与劳务》 2004年 第9期（信息来源：贸研院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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