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内部、各商业银行以及汇金公司近期频繁“走马换将”中国金融业正在日益接近“全面开放”的大限。本报记者韩萌摄
伴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进程，一场国内金融界人事大变局已经由酝酿变成了行动。7月，常振明和李礼辉分别被任命为建行和中行股份公司的新任行长。而中建两行的控股股东中央汇金公司，在完成了去年底450亿元外汇注资的功能后，正在逐步由“壳”转变为一个新的出资人机构。此外在央行内部，多个重要司局负责人也进行了调整。一位银行业高层人士表示，此次大面积的人事调整，是在为应对2007年我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大限做准备。而央行的人事调整，是在借此契机，对银监会分立出来后央行在专司货币政策职能上的加强。
汇金公司重构架
变身金融出资人
掌控注资中建两行的450亿元外汇储备，今后或许还将在工行与农行的改革中担当重要角色的汇金公司，直到中行股份挂牌成立的8月26日，才由汇金总经理胡晓炼首次公布了其角色与性质———汇金公司为国有独资投资公司，主要职能是代表国家行使金融企业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
汇金公司的组织架构是董事扩展至十位，监事三位，总经理一位。近日，原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接任汇金总经理一职，汇金公司首任总经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胡晓炼升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不再在汇金公司继续任职。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汪建熙接任原汇金公司惟一的副董事长、外汇局副局长马德伦，同胡晓炼一样，马德伦也不再在汇金任职。
据了解，汇金公司支持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国家注资的安全并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汇金公司不从事其他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
北京高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敬云川表示，根据《公司法》对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汇金可以不设股东会，由国资部门授权董事会行使股东会职权，同时公司的高管及董事会成员不能兼任其他经营组织的负责人。对于汇金股东由政府官员兼任，《公司法》则没有涉及，即在政策允许范围之内。
敬云川认为，与其他有限公司相同的是，汇金承担有限责任，对国有资产有保值增值的义务。这表明，国家通过汇金注资而非直接注资，汇金公司的责任绝不仅仅是支持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更重要的是“保证国家注资的安全并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
大面积人事变动
牵一发而动全身
汇金公司的挂牌及“带动”的人事变化，只是近来金融行业人事变动的一部分。
此前有消息称，目前汇金的董事有外管局副局长李东荣、储备管理司司长黄国波、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副司长孙晓霞、预算司司长王卫星、货币金银局局长叶英男等。
此外汇金的3名监事是：财政部财政监督司司长耿虹、央行会计司司长胡正衡和经济学家邓先宏。
有银行业内专家指出，汇金的董事成员主要来自于财政部、央行及国家外管局，而这些成员同时又要获取汇金投资的回报，这就意味着汇金的成员在贯彻执行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同时，还要为汇金公司获得市场化的回报。
近期银行业内的人事变动还有，原湖北省副省长蒋超良调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原交通银行分管国际部的副行长张建国接任交通银行行长；原光大银行行长王川调任中信集团任副董事长，行长一职由原副行长郭友接任。农行副行长郑晖调任农发行。
据悉，除了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亦可能发生重大人事变动。
政策层方面，人行新增了三位行长助理，人行现任货币政策司司长易纲、办公厅主任刘士余，以及外管局副局长胡晓炼三人，出任周小川助理，协助执行货币政策，人民银行由此形成“一正、五副、三助理”的新集体领导架构。
人事先行促改革
应对金融业开放
一位从业20多年的股份制银行高层人士表示，自2000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行长对调以来，国家此次大面积在人事安排上进行调整，是在为应对2007年我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大限做准备。而央行的人事调整，是在借此契机，对银监会分立出来后央行在专司货币政策职能上的加强。
建行新任行长常振明有着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在中信集团及下属各子公司担任大量重要职务。2001年到2002年间挽救濒临破产边缘的中信嘉华银行，在其职业生涯中留下重要的一笔。
业内认为，由于中信嘉华银行是一家香港上市银行，而建行又准备到海外上市，其中香港又是上市地首选，常振明到建行担任行长之后，他在中信嘉华银行的管理经验以及他对香港资本市场和银行市场的了解将有助于建行顺利实现在香港上市。
中行行长李礼辉此前在工行18年的工作经历沉淀下来的对海外资本市场的熟悉，也让业界对其未来助推中行海外上市寄予厚望。此外，新任交行行长也是熟悉国际市场、原分管交行国际部的副行长张建国。
“很明显，这些高管人员具有丰富的资历，都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有着深入的了解，虽然最迫切的目标是为不久以后的上市，但最终的目标却是如何在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后，更好地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
该人士还表示，在改革过程中，人事要先行，一般至少要经过2年到3年的提前调整，效果才会显现。该人士认为，在经过这轮人事调整后，我国中短期内不再会出现大规模的人事变动。
本报记者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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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变革的“中国式”选择
目前已经可以看到本轮金融人事调整的步伐：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新行长———中央银行接连换将———金融监管机构酝酿换帅。事实上，三者的人事调整都有一个共同诉求，就是推动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
作为股改试点的两大国有商业银行，从外部引入新行长是为建立新的公司治理结构，推进改制及上市；而周小川主政央行后，也加速银行改革和利率市场化；证监会虽然遭遇了股市的大震荡，但其推动股市走向市场规范的初衷未改。
不过，一位政策性银行的官员认为，央行这轮连续的人事调整有着填补空缺的味道，换来换去都是老面孔，主要还是重新分工。事实上，这次央行换人正是“常规做法”，按照央行惯例，央行司、局长人事调整主要在总行内部进行，去年，中国银监会从央行分离后，央行新任的司、局长中，只有内审司司长和反洗钱局局长由央行驻地方官员接任，其他均从总行内部选出，外界人士更是难以受命。
有意味的是，这轮人事任命均是中央组织部任命的。而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等国务院直属机关或事业单位的人事调整中组部更是全面介入。
20年来，国内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力往往直接同行政级别挂钩，在国家宏观经济处于“过热”等状态时，常有特殊安排：如1985年3月，吕培俭被免去央行行长职务，陈慕华接任，陈当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93年7月，时任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被免去职务，朱镕基以副总理身份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目前任免机制仍存在。一方面，国家强调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操作，淡化其行政色彩和级别。
另一方面，又不能抛弃传统的行政评价体系，在寻找新的管理人员时，比照行政级别和资历，这样看来，“金融机构换人原本是常态的，但沿袭目前国内用人制度，就要因为换一个人引发换一圈人了，这是‘中国式’换人。”一位金融学者表示。
采访中，很多金融界人士都认为，以级别和资历为限，最终导致目前金融监管机构高级管理层捉襟见肘。
“中国从来不缺金融人才，就是一个人事制度和思路的问题。”央行一位大区分行的人士这样说。
“管住了人就管住了业务，管住了很多不规范的因素。对人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效果也是最好的。”一位金融学者说。这也许就是当前最现实的“中国式”选择吧。
据《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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