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产权改革的争辩与思考(组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左大培

　　编者按：从一开始“朗顾之争”就不是学术间的讨论，而是不同利益方的激烈交锋，是关乎每个中国人切身利益的一场重大改革的辩论———国有产权改革究竟何去何从？从企业界、学术界到民间，究竟谁对这场变革最有话语权？是改革的设计者还是改革的参与者？是效率第一？还是公平第一？

　　长期以来，在公众视野中，经常晃动着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面孔，他们的名字我们耳熟能详。但这次“朗顾之争”却毫不留情地揭去了他们的面纱，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阶层，同时，也看到了以朗咸平为代表的大众知识分子终于闪亮登场，不该封闭的大门———自由民主的学术交流终于被撬开了。郎咸平声音一出、应者云集的现象说明，曾经“主流”的“专家系统”在百姓心中已经不那么牢靠了，社会心理需求一个更好的理论先锋和理论解释。

　　如果一场涉及全中国人的改革只有少数专家关注，没有大众的普遍关注和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从这个意义上，这场辩论才刚刚开始。

　　正方意见

　　郎咸平：应当立即停止产权私下交易

　　对于过去20多年的改革，大方向没有问题。中央作出的决断是正确的。需要强调的是，改革根本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和老百姓的利益，是要以人为本的，要力争增加全体国民的福利。

　　张维迎等内地学者对当前产权改革提出的辩护就是所谓“所有人缺位”的问题，认为这使得对国企老总缺乏激励机制，所以他们干不好。而政府只要给他们恰当的激励，包括股权等等，他们就能干好。目前，这个学派的观点不仅影响了国企改革，甚至成为改革大方向。但我认为，如果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产权问题，将导致最大的错误。

　　如果一些特殊的人，能够以合法的手段，以最贱的价格买断国有资产，从而导致国有资产在众目睽睽之下流失，认为这是多年产权改革的结局，认为这是智慧的结晶。这值得怀疑。

　　经济的好坏，要看质量，不能看数量。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如果同时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公、环境的严重污染、社会环境的恶劣，那么这种高速发展就需要检讨。

　　应立即停止那些私下交易形式的产权改革。

　　我建议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这制度对经理人的界定就是保姆。通用电气前任总裁杰克·韦尔奇是个伟大的职业经理人。但他首先是职业经理人。他的杰出领导为公司带来巨大财富，但这没有改变他的经理人身份。他下台的时候腰缠万贯，但他的钱财主要来自薪水。

　　当前改革，似乎出现一种主流性“共识”，即通过改制，让国企退出市场。这不对。该退出市场的是政府行为，而不是国企。

　　左大培：警惕权贵勾结掠夺国有资产

　　我对上市公司研究极少，而郎先生是真正的金融专家，并且是有良知的金融专家，我信赖郎先生的所有分析。但是我已经知道许多不上市的国有企业的改制情况，这种改制中的问题比郎先生所说的上市公司的情况不知要严重多少倍。我认识几个真正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一直靠本人诚实的生产来赚钱的私营企业家，他们告诉我，所谓“国有企业改制”就是“贪官污吏掠夺人民财产”。以我从各地听到的实际情况，各地改制的真情就是如此。而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一些政府官员和那些掠夺者互相勾结，将真情对全国人民掩盖着，不让任何人知道所谓“改制”的实情。

　　本人也曾给公有制企业改革出谋划策，但是我极为痛心地看到，最近几年一些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所谓“改制”，成了极少数人对公有财产、甚至中小股民财产的疯狂侵吞。这种侵吞是由一些政府官员批准甚至授意的，因而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某些卑鄙的所谓“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热衷于既谋得高官又迅速致富的无耻之尤，更是为虎作伥，不仅为这种掠夺人民财产的行为辩护，给它们戴上“改革”的高帽，而且还直接为掠夺者出谋划策，某些掠夺人民财产的“改制文件”就是这些人起草的。

　　胡星斗：转向人道的市场经济体制

　　人类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公平与效率展开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种体制中有一种对权利和资本制约的错位，这是不能解决道德和公平的根本原因。我们国家一方面是效率不高，另一方面公平损失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我想最终的解决之道应该是如何有更高的效率、更多的公平。应该挂牌进行国有资产的拍卖，应当更多的招标、投标，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解决不公平的问题，如果没有民主参与，我们又搞市场经济，最终肯定是不公平的社会。就是说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肯定就是既得利益者控制的社会，肯定是不公平的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不公平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我认为一个是民主参与。还有就是通过二次分配，通过加大增收财产税，还有就是要增加遗产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得到更多的社会保障、低保救济等等。再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鼓励更多的私营企业去捐赠公益事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家应当更多的在劳动保护、生产条件等各方面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样来促进整个社会达到公平的状态。

　　反方意见

　　张维迎：国退民进是创造财富的过程

　　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又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言论。很多人将民营企业的发展看作是民营企业家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还有一部分言论甚至认为倒过去十年涉及到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全部错了。现在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营造）的，这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旗号，在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国退民进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现在很多人还是抱着这样的推理：任何交易，只要买的人赚钱了，卖的人一定吃亏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如果私人赚钱了，那么国家一定是吃亏的。实际上，交易是双赢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交易肯定不会发生，但是这样的理论常常被人忘记了。

　　我们的国家、社会应该感谢民营企业，我们的政府也应该感谢民营企业家，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税收和其他财富，社会不会这么稳定。你可以看到，哪一个地方的政府威信最高、政府最轻松，就是私人企业发展最好的地方。私人企业越不发达的地方，政府头疼的事越多。

　　我不否认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但是我强调的是，这个总体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

　　周其仁：国企改革不能因噎废食

　　国企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在国民经济命脉行业，有大量的国家垄断性资源，最重要的是这些企业过去历史上有大量的国家财政性的投资；第二类是过去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当中形成的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劳动手工业者的合作社，在此基础上形成大量的中小国企；第三类是处于竞争市场中的优秀企业。这些企业由于有一些优秀的企业家、优秀的员工，或者市场机会，或者一些地方性的支持，就成为今天有竞争力的公司。正是基于这种分类，国有企业的问题比较复杂，所以要分开处理。比如此次争论的焦点问题是“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否公正”，这里面包括了一部分是了断债务的公正，一部分是垄断的利润不能够被任何对它没有贡献的人拿走的公正，还有一类是在对市场竞争当中创造财富的人要有恰当承认的公正，应当分开处理。

　　对于目前存在的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不规范现象，是改革所要付出的成本。这个体制是过去选择的结果。过去我们走进全盘规划，现在走出去一定有损失，一定要各方面分担这个损失。对于未来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是让所有涉及国有企业改制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参与到改制过程。即各方最后通过博弈达成妥协，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市场报》 (2004年09月21日 第二十一版)TCL董事长　李东生

北京大学教授　周其仁

格林柯尔董事长　顾雏军

北京大学教授　张维迎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郎咸平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　张瑞敏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