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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刚编辑：韩晓静嘉兴市市长陈港荣（摄影：赵刚）
9月16日，正值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之际，记者赶赴浙江省嘉兴市。83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诞生，因此嘉兴人习惯于自称他们城市为“红色原点”。在南湖之滨，嘉兴市市长陈德荣向记者讲述起他近年来的执政体验。绿色GDP也不能表明执政能力大小
《中国经营报》：今年嘉兴提出了力争ＧＤＰ突破1000亿元的经济发展目标，时下人们对ＧＤＰ指标多有非议，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陈德荣：根据这些年来的经验，我认为到目前为止ＧＤＰ依旧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指标。没有它，我真不知道我们地方政府拿什么衡量、分析经济发展状况，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现在又有了绿色ＧＤＰ的概念，它应该能更加准确地描述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看做是对ＧＤＰ统计的完善与发展。关键是不能ＧＤＰ至上，但也不需要谈虎色变。
《中国经营报》：那么您认为ＧＤＰ指标能反映一个地方政府执政水平吗？
陈德荣：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有自己的评定标准，无论ＧＤＰ还是绿色ＧＤＰ都不能表明政府执政能力大小。所以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应该淡化ＧＤＰ的作用，还其一个经济指标的本色。
对地方政府来说，执政能力的基本要求是要能够维护执政的合法性，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而执政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拥护，所以检验政府执政水平的标准只能是邓小平说过的“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
《中国经营报》：作为一位在一线工作的地方行政长官，你认为政府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陈德荣：最关键的问题是怎样让“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地”。我们的经验是做事情要多考虑民意、要注重民主。政府做事千万不能想当然，不然很容易“好心办坏事”。在行政过程中，我们发现政府的价值取向和老百姓的要求有时会不一致。比如说我们市政府曾经想在市中心修建一个大型广场，认为这是一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好事，但是经过调查，市民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应该用这笔钱改善城市的交通状况。
“执政为民”就要使政府决策必须符合老百姓的要求。要符合群众的要求，首先需要了解群众的要求，这就离不开群众对政府决策的参与。依我们的经验，决策的民主化是提高执政水平的有效方法。以每年嘉兴政府的十大实事工程为例，以前每年确定的十大实事工程都是我们几个市长“拍脑袋”拍出来的。后来发现，有些实事工程是政府所急，但未必是群众所急。现在我们都是采用市民公开评选的方式确定每年的十大实事工程，人民要政府做什么，政府就为人民做什么。尊民意、推民主，才能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执政水平。民营经济大发展使政府得到“解放”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政府执政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陈德荣：如果政府是个无能的政府，经济发展肯定会受影响。另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始终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经济发展是其他方面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就谈不上执政为民。
《中国经营报》：在你2002年的就职演说中，提到要在嘉兴实现全能政府向服务性政府、责任政府的转变。在实际操作中，怎样界定那些是政府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必做的？
陈德荣：对于服务型政府我们有个十六字方针：“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在嘉兴，政府和企业之间是有明确界限的。形象点说，政府和企业之间始终保留有一道墙，墙内的归企业自己管，墙外的才归政府管。只要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政府就不需要去管它们太多。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给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环境，并给老百姓提供社会公共产品。
《中国经营报》：近年来嘉兴经济市场化和民营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民营经济已占全市工业经济总量的80％，纯国有经济的比重不到4％。这种局面对嘉兴政府执政有何影响？
陈德荣：民营经济比重大，是我们经过1995年到1999年的集体企业改制和国企改制后的结果，那次改制的力度相当大，改制前民营经济的比重只有20％到30％的样子。民营经济大发展后的直接后果就是使政府的大部分精力从经济管理中解放了出来。
民营经济自身具有很高的经济活力，不需要政府花费太多精力。政府原来忙于做经济工作，而没有做老百姓需要的其他工作，现在政府从对经济具体管理中脱身出来，就更有精力去做政府应该做的，提供公益性的公共产品。现在，我们政府的工作重心已经开始从“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向“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倾斜。《中国经营报》：政府给了企业自由，自身也得到了自由，为什么嘉兴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陈德荣：这跟嘉兴发展的具体情况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之一是民营经济。在嘉兴民营企业得到了充分自由的发展，应该说嘉兴市政府能为市场经济体制做的事已基本完成。在这个条件下，政府职能才发生了转变。嘉兴市政府目前花了很大精力推行城乡一体化，大搞城市建设，强化科技投入，这一切都得益于政府从经济管理中的解放。执政为民必须保证政府有足够的精力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而这一切的实现又与经济体制建设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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