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制度缺失（热点关注）(组图)

　　本报记者　朱悦华郎咸平

　　“狼”来了！

　　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北京长江商学院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将格林柯尔老总顾雏军收购系列上市公司的方法归纳为“七大板斧”伎俩席卷国家财富，一时引起各界喧哗。之前的7月31日，郎咸平以“四问海尔”的形式，质疑海尔正进行“曲线MBO”，认为海尔此举是为了完成借壳和实现国有股权稀释。此言一出，证券市场顿时激起千层浪。就在中国各界对韦尔奇顶礼膜拜时，郎咸平教授却站出来，质疑通用模式，引起人们侧目。最近，被郎咸平一直批评的德隆全系崩溃。

　　有人惊呼“狼来了！”

　　郎教授声言正准备“研究”清华紫光，北大方正以及三九、复星等知名企业。

　　郎咸平是不是那个站出来第一个喊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有穿”的小孩子，还是中国企业实在太脆弱了？

　　新浪网的民意调查表明，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近90％。

　　国有资产合法流失了

　　郎咸平在研究中发现，国有资产出现了“合法”流失的奇特现象。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之所以公司在收购过程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就在于我们国家的法律缺位。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只要是法律条文上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但我们的“公司法”是从欧洲和美国抄来的，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在那些国家，没有什么职工持股会，也没有什么国资局和国有股不流通的问题。因此现在我们的“公司法”无法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进行有效的制约。使得收购者有机可乘，以合法掩护非法。

　　这些年，国内引入了美国的MBO管理层融资收购概念。MBO是什么？就是收购公司在外的股权。MBO的前提是股份有一个市场价格在，因此管理层可以以一个溢价来收购公司。但我们国内的情况却是不一样的。国内大多MBO的运作模式是：向国有银行借钱，收购国家股，收购的价格是由管理层自己制定的，收购完成之后管理层就变成企业的主人了。郎咸平认为全世界就只有中国还存在这样荒谬的事情。

　　国企老总缺少信托责任

　　郎咸平认为，“所有人缺位”正在被大多数企业利用成为侵蚀国有资产的理论武器。“中国国有企业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所有者缺位，而是缺乏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大部分国企老总没有信托责任。”企业产权的改变，并不能根本解决国有企业经营亏损等问题。郎咸平认为，政府行为应该退出市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有资产就应该退出市场。国有资本的管理者是职业经理人，国家可以高薪聘请他们，但是绝对不意味着他们将企业做大之后就可以将企业据为己有。这是对全国老百姓的不公平，是很可怕的剥削。

　　郎咸平认为，对于优秀的国企负责人，国家可以考虑给其高薪或者通过激励期权少量的持股，但不能使之成为大股东；另外，也可引入充分竞争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淘汰机制。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的理念将会透过这种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而逐渐成型。

　　经济学家“集体失语”

　　郎咸平无疑是孤独的。他对海尔、格林柯尔、TCL等企业的一系列“炮轰”一石击起千层浪，但也与经济学家们的“主流话语”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格林柯尔的老总顾雏军已经在香港对他提起诉讼，他没有畏惧和妥协，让他感到唯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8月20日《北京晨报》）。

　　为什么经济学家会“集体失语”？

　　任何改革都需支付社会成本，国企改革同样如此。这个成本就包括在改革过程中国资的流失。如果国企不改制，它就像会“冰棍”一样融化，同样要流失。既然改与不改都存在流失，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国有资产宁可流失也不“坐失”。经济学家的精打细算里边的确有着一套“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这样的理由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但是这样的盘算却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原则，那就是社会公正原则。

　　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国企民营化浪潮恰恰是以社会公正为代价的。国企产权名义上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但是真正的产权所有者在国企产权改革中却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竞争的产权交易市场，没有保障公众利益的健全的法制建设和有效监督，在这场汹涌的产权改革浪潮中，必然是国企管理者们摇身变大股东，必然是民营企业猛挖国企墙角，必然是国资的大量流失，必然是国企全体股东利益的受损。郎咸平的观点也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但是他揭示出“民企正在进行一场瓜分国资的盛宴”却是一个事实。

　　很多经济学家们相信，产权改革让国企产权从全民所有过度到少数人所有，固然有社会不公，但是这不过是改变了资源的分配方式，并且形成了市场的有效竞争机制。在他们看来，公共财富分给谁无关紧要，关键是形成了竞争，社会经济得到总体增长。但是，市场经济首先是“公正经济”。没有公正，没有起点平等，没有规则平等，就没有公平竞争。而不公正的“竞争”必然存在超经济利益壁垒，市场机制非但不能有效建立并发挥作用，反而带来更大社会不公正。

　　一些网友很担心郎咸平会遭到报复。郎咸平无奈地说：“我今年已经48岁了，我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掩盖起来，天天跟这些老总吃喝玩乐去，大家都挺喜欢我的，这是一个办法。但是我一生的心血是做学术研究，如果真正做学术研究必然走这条路，这也是人生的不幸。所以走到这一步也是没办法的。”

　　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里，作为群体的经济学家，分化为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言人，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可是，作为一支监督和制衡的力量，仅靠经济学家的“良心”是不够的，社会还必须要建立一种机制，来保护经济学家对资本和经理层的监督，不会因担心出现各种问题而顾虑重重或遭受打击。经济学界对郎咸平表现出的集体沉默，实际上暴露出了社会制衡力量和保护监督机制的缺席。

　　《市场报》 (2004年08月31日 第二十一版)顾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