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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元
在著名的“马德卖官案”中，黑龙江省绥化市被推到了舆论前台。马德任市委书记时，把其执掌的市委大院变成了乌纱帽批发部。260多名领导干部涉及此案，该市下辖10个县市的处级以上干部50％被卷入，有50人是党政一把手。“马德案”深深灼痛了绥化，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下决心整治腐败问题，随后掀起的廉政风暴让官员们感受到了压力，很多人认
为这里的官员已成为“高风险职业”。绥化市第一次以常委投票方式产生的某县县委书记到任半年就离职“改行”。个中原因，据知情人透露是他觉得“风险太大”、“太可怕”。（新闻详见8月25日《中国青年报》）
看了这个新闻，笔者感到莫大悲哀，但更莫名惊诧。听说过记者被列入高风险职业，是因为这一职业群体坚守新闻良知，以笔作剑仗义执言，勇敢撕破社会阴暗面而屡受打击报复；听说过电视台主持人是高风险职业，在于很大程度上这是个吃青春饭的职业，淘汰率高，“保鲜期”短，不注意文化知识、业务技能的充电和提长，很快就会被后来者赶上；大家一致公认矿工是高风险职业，各地频频响起的小煤窑爆炸声为此作了注脚，每一篇有关矿难的报道，都让我们为地下深处的矿工兄弟捏上一把汗。
然而官员为何也成了“风险职业”？在和平年代，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的大好时期，官员工资无人拖欠，办公条件越来越好，出有车，食有鱼，又不像小作坊打工者一样饱受尘肺病等职业病困扰，其“职业风险”究竟出自何处？看了半天新闻才知道，让很多官员担惊受怕的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谈话”，是反贪部门动真格的调查。害怕被钞票和“糖衣炮弹“击倒，竟被官员们视为最大的“职业风险”，让我等草民看了，觉得无比矫情。然而现实就是如此，无情而又耐人寻味！
法律和制度，为天然的社会舞台做了格式化，因此我们每个人才能在民主法制空间内享受充分的自由。在养老、就业和其他政治经济权利方面最有保障的官员，一夜之内突然如履薄冰，把仕途视为“冰上之旅”，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他们原先的“入仕心态”不够健康，不注意整修维护的“仕途”已被自己弄得坑坑洼洼，布满了陷阱。就像在一个纪律松弛的地方，某些人由于习惯了违规违纪，不够检点，等纪律真正“带电”，他们一定会感到难以适应。官员们所视的“职业风险”，恰恰反映了我们以往对其监督不力，恰恰反映了某些官员心中没有把依法行事当成习惯。
在一个地方，官员群体的“职业风险”意识越强，越说明该地的“官风”到了不整顿不行的地步。比如绥化市官员普遍感觉到的“职业风险”，缘于他们中不少人对贪官马德的盲目追随。据媒体披露，由于“马德案”涉案干部较多，绥化市所属10个县市区主要领导很多牵涉其中，纪检监察部门感到了压力：如果全部追究，相关市县、部门的正常运行将受到影响，甚至可能瘫痪，整个干部队伍就垮了。千里之堤，始于蚁穴。摆在绥化市众官员面前的“风险”，纯粹是他们因行为不洁而一点一滴积累成的，与“官场”和“官员”身份其实无关。
官员在头脑中形成“职业风险”意识，未尝不是好事，至少他们会对党纪国法产生敬畏，在“糖衣炮弹“面前增加些许免疫力。我们也应清醒看到，官员养成“职业风险”意识，只是一种浅层的意识觉醒，他们披上官员的马甲为公共服务，做到不贪不占，这连从业的底线都不是。身为人民公仆，他们更应成为一方百姓的道德和行为楷模，站在主动狙击腐败现象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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