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雷孟：让任何人在任何领域得到指点(图)

康奈尔大学校长杰弗里·雷孟

　　·大学之道·

　　本报记者　王尔山　北京报道

　　“跨国大学”的概念对此又意味着什么？答案当然是：应该在世界各地富有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力的地区进一步确立自己的地位。

　　大学是不是越大越好，大学城是不是迅速推广高等教育的捷径？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杰弗里·雷孟（Jeffrey　Lehman）说，大学就是应该无所不包，确保“任何人都能在任何学科得到指点”，这是康大创始人伊兹拉·康奈尔（Ezra　Cornell）的信念，作为校训被写在校徽上。

　　还不仅这样，去年，47岁的雷孟成为首位执掌母校的康大毕业生，他打算将康大建成跨国大学，第一个重要步骤是参与卡塔尔的教育城计划，在那里建立医学院。雷孟选择在中国庆祝就职一周年也是基于他的跨国大学战略的需要，他说这表明他非常重视中国，此行带来了跟北京3个院校的合作协议，还要进一步商讨第4个项目。事实上康大跟中国的关系算得上源远流长，早在20世纪初期就因为农业研究处于领先地位而成为中国学生的首选，有“中国现代农业摇篮”之誉，中国科学院就起源于1915年中国留学生在康大成立的中国科学学会。

　　雷孟的另一个任务是拜访北京康大校友俱乐部。雷孟介绍说康大在全美和世界各国都有校友俱乐部，学校非常重视跟校友保持联系，除了校长登门拜访，还通过其他方式确保校友及时了解学校近况。校友们的回报是忠诚，还有新的发展机会。比如康大应邀进驻卡塔尔教育城就是一位校友牵线促成的。

　　加强跟中国的合作

　　《21世纪》：作为康大校长，你的工作包括哪些方面？雷孟：简单说包括内外两方面。对外我是康大的代表，面对其他大学，面对政府，面对世界，还有记者。对内从各方面看都要复杂得多，因为人们指望我向整个康大社区提供帮助，包括全体学生、教职员工和校友，而这些人对康大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我要帮助他们建立对我们的目标、历史和未来方向的一种共识。

　　《21世纪》：你在康大有什么大计？

　　雷孟：我已经提出自己对康大历史的理解，归纳起来就是“革命的康大，亲爱的康大”。说它革命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康大建立于1855年。那时美国各大名校都还附属于某一个教派，一般只教经典著作，比如数学、历史、希腊语和拉丁语，而且只收男生。康大不是这样，它从一开始就准备接纳各种宗教的男、女学生学习一切他们愿意学习的科目。一切对为人处世有意义的知识都可以在康大学到。这在当时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概念。“亲爱的康大”则源于学生们大多都会爱上它的事实，就算毕业了也还是非常忠诚。

　　今年我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基于康大这一形象，进入21世纪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一直认为其中一点是必须把自己看作一所跨国大学，将服务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当作自己的使命。我们应该帮助学生建立一个跨国观点，他们不能只从一个国家的观点看待事物和问题。这倒不是说他们应该拥有一个单一的全球化观点，因为这听上去好像只有一个观点。我主张的是兼收并蓄。我相信有一些想法是全球大多数人都认同的，比如大家都想得到爱、自由和幸福。但这些想法的表达方式会随文化和国家不同而有所变化。我们学生应该同时有机会了解这些想法和它们的不同表达方式。这就是我在康大努力推广的理念，已经得到来自教职员工、学生和校友的广泛赞成。

　　《21世纪》：你是怎么想到“跨国大学”的？雷孟：我让康大人都来认真思考康大在世界上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而“跨国大学”的概念对此又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各种联系，比如在纽约州的伊萨卡有一个综合校区，在纽约有一个医学院，在卡塔尔的多哈也有一个医学院等等。我们在思考，精力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怎样加强跟外界的联系。答案当然是：应该在世界各地富有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力的地区进一步确立自己的地位。说得更具体一点，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加强跟中国的合作。

　　《21世纪》：这听上去有点像一个商业经理人描绘业务拓展计划。你觉得你跟一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有什么区别？

　　雷孟：区别在于首席执行官只对一个董事会负责，有权决定这个企业怎样行事；大学校长不仅要对一个理事会负责，同时要对教职员工负责。在大学里，管理和最终决策的权力属于教授们。校长主要负责建立一个议程，提出一个方向，帮助教职员工就一个具体方向达成一致意见，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我没有权力要求教职员工做任何一件事情。

　　《21世纪》：如果教职员工无法达成一致呢？

　　雷孟：如果这样，确实有可能由校长出面，但通常这意味着大家继续各自行事，作为一个集体却暂时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打个比方，假如法学院的教职员工不能就要不要在北京开设校区一事达成一致，法学院就不会在北京开设校区，但法学院的成员可能以个人名义选择到北京其他学校参观。

　　《21世纪》：如果你有机会介入各个院系的话题的讨论，是不是意味着你要懂得很多知识？

　　雷孟：是的。校长一职之所以令人兴奋，原因之一在于我有机会学习很多并不了解的领域。我本来是个法律学者，但去年却花了不少时间了解生命科学、工程技术和纳米技术，这些都是康大很有优势的领域。对教职员工的工作建立一种基本了解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没必要成为他们的一员，但我必须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至少有一种最基本的了解。

　　康奈尔大学校园资料图片

　　让任何人在任何领域得到指点

　　《21世纪》：读书时你为什么选择康大？雷孟：因为我对数学最有兴趣，而康大数学系在1970年代很有名。此外它也因为有助于学生培养学术、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技巧而享有声誉。我还认识一些康大毕业生，他们都说那里非常好。我父亲也是其中之一，1940年代在康大读书，对这个学校很有感情。

　　《21世纪》：康大究竟能给学生什么样的体验？

　　雷孟：康大能给学生一种最多样化、最广泛的学术体验。康大一直遵循创办人伊兹拉·康奈尔的理念，要让“任何人都能在任何领域得到指点”。今天在康大读书的学生可以学习数学、历史、酒店管理、建筑、产业与劳工关系、生命科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等等——还没能覆盖所有领域，但我们希望做到这一点。如果一个学生觉得自己应该学习某个我们正好没有的科目，我们就会尽量帮他建立一个独立项目。此外这也是个很大的学校，有大约20000名学生，我们开设了很多不同的非学术活动，帮助学生进一步做好迈向社会的准备。他们可以参加体育比赛、文化组织和社区服务，还可以每年改变项目，因为这里实在有很多选择。另一个特点在于康大是他们生活过的最美的地方之一，住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对人的精神状态很有好处。

　　《21世纪》：你是不是相信大学应该越大越好？

　　雷孟：我相信“大学”一词已经含有“无所不包”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有。好的大学应该是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包括知识的世界，包括人的世界，应该拥有来自生活各个阶层的人，有钱人的孩子，穷人家的孩子，城里人，乡下人，美国人，中国人，等等。大学应该成为开启人们眼界的地方，让他们看到生活的令人惊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康大的目标就是为人类生活质量的各方面都有贡献。

　　《21世纪》：从20世纪初期开始，康大就是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美国大学之一，你对有意投考康大的中国学生有什么建议？

　　雷孟：我会鼓励一切有兴趣投考康大的学生。康大一直都在寻找最出色的学生，他们的特点是已经做好准备，已经证明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成为最出色的学生。此外我们也在寻找显示不同寻常才气的学生，而且他们有兴趣通过服务社会为世界作贡献，这可能是通过在某个组织发挥某种文化才能或领导才能实现的。我们一直要求学生寻找生活当中可以激发他们的激情和好奇心的领域，并且通过一种学习的积极性将这种激情和好奇心表达出来。

　　《21世纪》：作为校长，你怎么看教学和研究的关系，哪一个比较重要？

　　雷孟：我认为一所像康大这样的大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相信每个教职员工都应该同时致力于研究和教学。首先，推动各个学科知识水平向前发展是我们的使命的一部分，每个教职员工都要参与；其次，要想激发学生参与，老师必须以身作则。为什么不单单寻找伟大的研究员呢？因为我们同样致力于帮助下一代领导人做好准备，这就意味着要有能力把自己的研究以一种令人兴奋的方式介绍给学生，使他们乐意接我们的班，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为社会做贡献。

　　《21世纪》：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好的大学呢，假设现在你有一笔钱，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你会从什么地方着手？

　　雷孟：总要从教职员工开始。然后设法寻找开展研究的资源。比如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需要图书馆，需要接触艺术、音乐、文学乃至几千年来积累的文明的渠道；你还要具备科学研究离不开的资源，比如计算机和实验室。你要有教职员工，要有开展研究的资源，还要有能够激发创造力的大楼，就是可以体现伟大建筑师力量的典范，这也有助于打开学生眼界。我认为大学应该能给学生一个机会，仔细领略他们身边的一切，而这在他们开始工作或全神贯注于手头某个项目之后很难做到。大学就是向学生提供各种机会的大好时机。最后我觉得你还需要其他专业人士负责组织校园生活，使学生从自己的体验中得到最大好处。

　　高教成功之道在于百花齐放

　　《21世纪》：大学的钱其实是从哪里来的？雷孟：从不同地方得到资金。长期以来，校友都在给学校捐款，我们拿这笔钱投资，用赚来的钱资助各种活动；另一个资金来源是不同的政府机构，比如美国政府和纽约州政府；我们还从有兴趣资助研究的企业得到资金；我们的学生缴纳学费，这也是确保大学运转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

　　《21世纪》：科学研究充满不确定性，你会不会面对资助哪个项目以及资助多少金额的问题，你会怎么处理？

　　雷孟：通常科研项目不在我作为大学校长的决定范围。研究员必须自己寻找外部资源。他们会写报告申请各种资助，联邦政府是高等研究的最主要资金来源。企业也是一个来源，比如微软、IBM或通用电气。

　　《21世纪》：跟科学研究相比，人文科学会不会相对比较难得到资助？

　　雷孟：某种程度上看确实比较难。但人文科学需要的资金比较少，因为你不需要大型昂贵的实验室和仪器，只要一个好的图书馆。我有时就把图书馆形容为人文科学的实验室。我作为校长也花了大量精力从校友那里募集资金，资助图书馆和人文科学需要的其他设施。

　　《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成功的产业，在你看来秘诀是什么，你对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建议？

　　雷孟：我觉得其中一点在于高等教育各个机构存在的多样性。在美国，不仅有像康大这样拥有20000名学生的大学，也有拥有四五万学生的大型大学，还有只有1000名学生的文科学院，而在每个类别都有非常出色的代表，还有一些可能不是非常出色，却也完全符合要求，可以向数目众多的学生提供教育。多样性是非常显著的，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意味着我们可以持久满足不同需求。即便是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康大跟哈佛也不一样，哈佛跟斯坦福又有区别，斯坦福跟普林斯顿又是两回事……它们各不相同，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是好事，因为这给学生非常不同的选择，他们可以找到满足自己需求的学校。我觉得如果有人问我对另一个国家有什么建议，我会说应该避免单一模式，应该允许在一个全面的框架里出现许多不同的具体做法，百花齐放，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国家，许多大学”。

　　《21世纪》：这也包括将康大带到世界各地，给当地高教增添一种新的模式？

　　雷孟：是的。大家都知道资源是有限的，目前我们还不能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将康大开到世界各地，所以我更想做的是在不同地方以不同方式出现，而又不会降低工作质量。这可能是指一个综合校区，这是最昂贵的投资，但也有风险小点的选择，比如跟当地学校合作，用更加经济的方式做另一种贡献。我们最终可能找到一系列方式将康大带到世界各地，这跟我上面提到的一个体系可能存在许多方式、可能建立许多不同大学的信念是一致的。

　　雷孟在北京资料图片 康奈尔大学校园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