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魁：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不容否定(图)

国研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不容否定

　　第一访谈

　　本报记者　杨瑞法　实习记者　姚健　上海报道

　　最近，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又一次把目光移向了中国内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接连向中国的一些著名企业，如海尔、TCL以及格林柯尔“开炮”。这些批评包括海尔成立职工持股会是“曲线MBO”、TCL的产权改革存在猫腻、格林柯尔是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

　　尤为令人关注的是，郎咸平还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国企改革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认为，“中国在‘国退民进’中出现的问题和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极为相似，都是利用法制不健全，合法地侵吞国有财产。中国应该立即停止国企的产权改革。”

　　人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当前的国企产权改革以及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制的问题？8月19日晚，《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

　　产权改革“风向”不会变

　　《21世纪》：最近有人对中国的国企改革提出了一些质疑，许多正在准备改制的国企和打算参与国企改制的民企都担心产权改革的“风向”会变。作为多年跟踪并研究国企改革的专家，你认为人们的这种担心是否多余？

　　张文魁：可以肯定，产权改革不会停止，“风向”不会变，因为国企产权改革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是“不做学问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后确定的基本方针。

　　回顾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党和政府关于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的方针政策是系统的、连续的和严肃的，是建立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讨论的基础上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几乎为党的每一次重要会议和制订国企改革等重大方针政策组织过课题组，我们每一个课题的调查研究都要耗时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我自己也参加过其中的一些工作，怎么能说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呢？

　　正确看待国企改革中的负面现象

　　《21世纪》：郎咸平教授认为，我国“目前已经不存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的问题，这不是当前经济改革中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文魁：毋庸讳言，国企改革中也存在一些负面现象，大约有四方面：第一，国资贱卖；第二，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第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新的控制人通过企业改制来套取银行资金和进行金融诈骗；第四，新的控制人由于战略、能力、资金或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把原来不错的国有企业反而给“整垮”了。

　　在上述四方面的负面现象中，国资流失最受诟病。但是实践告诉我们，只要政策得当，国资流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防止的，而且国资流失的现象在现实中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纠正和克服。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先后出台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在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交易管理、定价和价款管理等各个环节都提出了明确措施来防止国资流失，同时也对管理层收购提出了规范办法。我作了一些调查研究，这两个文件实施后对于防止国资流失的效果是明显的。毫无根据地夸大国资流失现象、以国资流失为理由来终止国企产权改革，都是不允许的。

　　关于国资流失的争议，其实还涉及到对国资质量的判断以及对改制成本的支付。许多国有企业在帐面上有几亿的国有资产，可能几千万就卖掉了，如果不作深入调查研究，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严重的国资流失。其实，那帐面上的几个亿的国资有相当部分可能是几年都收不回来的应收帐款，或者是在仓库里放了几年的存货，是大量的不良不实资产。而国企目前的财务会计制度并不能及时处理这些烂帐，所以在改制时国资大量“缩水”是完全正常的。

　　另外，改制时还要进行职工身份转换、剥离非经营资产、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实现社保并轨等等，需要支付巨额的改制成本，而目前由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比较普遍的做法是用本企业的国有净资产来支付改制成本，所以大量的资产都在这个过程被抵扣掉了。

　　当然，以国有净资产来抵扣改制成本并不是好办法，也容易发生暗箱操作，所以我个人一直在呼吁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改制成本的支付能够公开透明和能够统筹进行。

　　一分为二看待MBO

　　《21世纪》：现在，人们对部分国有企业MBO的做法颇有争议，郎咸平教授更认为，国企老总借MBO“合法剥削”国有资产，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张文魁：国企产权改革各种形式中，最受争议的是管理层收购，即MBO。

　　我个人并不倡导MBO。客观地讲，许多企业选择MBO的形式进行改制，的确是希望能以比较低的价格（或明或暗）来购买国有资产，这实际上反映了管理层想以优惠的价格来取得企业全部和部分产权的欲望。

　　但对于这种欲望，也要一分为二地分析。中国国企高管的薪酬是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是平均主义原则下的薪酬。因此在国企改制时，根据实际情况对国企高管给予优惠性的购股计划是合理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中有些人兢兢业业地做企业，把很小、很弱的企业发展成较大、较强的企业，早已完成了由“国家干部”到“企业家”的转型，张瑞敏、李东生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认为他们现在还是国家干部是十分可笑的。对于这样的企业家，在改制的时候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优惠性购股计划。

　　其实，西方在企业重组并购等涉及到管理层变化的时候，也有所谓的“金降落伞计划”，即要给原管理层一些“好处”，为什么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消除他们对“改朝换代”的抵触。我们的国企改制更需要通过一点“好处”来取得管理层对改制的配合、来消除改制时的“内部人抵触”，我把这个叫做“杯酒释兵权”，看起来“流失”了一杯酒，其实是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我们在这方面为什么就不能学学宋太祖赵匡胤呢？

　　《21世纪》：应当如何看待格林柯尔等民营企业收购国企的现象？郎咸平教授担心，中国的国企改革会“俄罗斯化”，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张文魁：民企参与国资重组、国企改制，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温总理在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今年5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都强调了这一点。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制并不是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只要按照国务院规范国企改制的精神去做，就可以有效地克服问题。

　　中国的国企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非常注重改制后企业如何发展壮大、如何一并解决社会保障、妥善安置职工等问题，这是俄罗斯根本无法相比的。现在，中国各级政府都非常注重经济案件的查处，如果一些民企和一些原国企高管在改制中掠夺国资，会受到查处，如果他们由于盘活国资而建立了财富，我们不但不能“仇富”，反而应该祝福他们。

　　吴敬琏为什么受尊敬

　　《21世纪》：近日，顾雏军已在香港起诉郎咸平，你怎样看待这场诉讼？

　　张文魁：TCL、科龙我都去过，我带我的几位同事一起做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根本不是郎说的那么回事。

　　中国好不容易有几个像样的企业，有几个像样的企业家，他们有缺点，你可以发表批评性的评论，但不能通过这些“爆炸性”的东西来引起轰动啊，这样的行为哪里还是什么学术研究，根本就离开了学术研究的范围了嘛，这根本就是滥用“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吴敬琏为什么能得到尊敬？因为他讲事实、不编造、不懂的东西不乱说。

　　（上述言论仅代表采访对象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