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天才闯江湖(图)

CHONG　绘

　　一个人的离去，让我们想起了更多的人。陈春先，一腔热血，为体制所缚，为个性所累，单枪匹马，抱憾而终；王缉志，一生创业，为眼光所限，为资金所困，形单影只，难成气候；

　　到是后生小辈的求伯君，怀抱独门密籍，掷豪情，跟对张旋龙；散千金，找对雷军，终于成就了一番轰烈。

　　IT是个江湖。在市场大潮中，虽无刀光剑影，却也惊心动魄。称霸武林，要技术，要资金，要营销，要管理，要能人……

　　它山之石，但为攻玉。

　　逝者陈春先：屡败屡战的“中关村第一人”

　　本报记者　刘钊　北京报道

　　8月9日凌晨，北京中关村。有“中关村第一人”之称的陈春先辞世。这一天，他70岁的生日刚刚过去三天。

　　离开中关村，陈春先的灵魂一定依依不舍。

　　两年前，68岁的他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陈春先工作室”，一家服务于创业者的中介机构。

　　一年前，他曾微笑着对记者说：“从退休到真正不能工作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完全可做很多事。”“毕竟我有这么多经验，可以教给后来者。”

　　去逝前三天，在亲友为他组织的生日聚会上，他还说自己要再活20年，干到90岁。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陈春先是中关村的创业斗士。这个当年中科院著名的等离子物理学家，在首先提出要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硅谷”后，就走上了一条与科研完全不同的实践之路。

　　他创造了很多历史，为后来“两通”“两海”的诞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形成，以及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铺下了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然而，“秀才创业，十年不成”，陈春先的创业经历坎坷重重，连他自己都承认“我办的公司从来都没有搞大过”。

　　即便如此，他还是屡败屡战，不肯罢手。

　　体制之缚

　　陈春先的“创业”始于1980年代，当时，他已在中科院做了20多年的科学研究，是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1980年，陈春先有机会三次考察美国硅谷，美中的巨大差距刺激了他，归国后，他提出“科技成果扩散试验”，探索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新路，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硅谷”等主张。

　　此后，他率先将设想付诸实施。当年12月，他与纪世瀛、崔文栋等人带领十几个中科院的学术骨干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被看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办科研机构，也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前身。

　　那是一场体制外的“实验”。虽然“服务部”每年能有两三万元的收入，能够给业务骨干每月发10多元的津贴。但是，它的运作与分配方式与传统科研体制“水火难容”，陈春先和他的“服务部”几乎被由此而引发的舆论旋涡所吞没。

　　据陈春先的儿子陈新宇回忆，当时，陈春先经常在家里和一位“所长叔叔”通电话，交谈的内容都是对“服务部”的不同意见，两个人争吵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陈春先的声音都哽咽了。

　　“我当时很小，还不太懂他们说的话，只是觉得奇怪，平时私交很好的两个大人，怎么也会像小孩子一样闹意见。”陈新宇说。

　　很快，有人公开批评“服务部”，说他们“搞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搞乱了科研秩序”。最终，为了澄清自己的“经济问题”，“服务部”被封门查账。业务骨干备受打击，“服务部”面临解体。

　　但是，陈春先的实践顺应了当时“搞活经济”的总体方针，他的尝试通过新华社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领导先后作出“批示”，认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

　　至此，“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指导思想正式确立，中关村科技创业的政策活水也从此引入。

　　个性之累

　　科技创业的大环境似乎在转暖，但是，当时科研体制的小环境依然僵化，陈春先觉得在科学院的体制内不可能很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决定脱离科学院。

　　1983年，北京中关村花园路6号，陈春先和他的创业伙伴创立了“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这是北京市第一个民办研究所。

　　当时，一个很有前途的科学家，离开中国最高的科研机构，放弃编置，放弃学术地位，放弃保障，简直是不可思议。

　　谈到父亲当年的举动，陈新宇说：“当时有机会出国看到中国与西方存在这种差距的人不少，有这个看法（改革现有科研体制，寻找更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人也不少，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去做。但他就去做了。”

　　从这一点上看，陈春先将他的后半生完全交给了创业，也算是为他的性格所累。

　　据说，陈春先从小接受的是一种近似美国式的教育。他的父亲陈之长早年留美，回国后曾担任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教授，对他的教育颇有些放任自流，很重视培养他的兴趣。他中学时代的几位老师引导他对数学、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春先小时候动手能力就很强，1949年，15岁的他自制的收音机甚至听到了开国大典的广播。

　　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形成了陈春先兴趣广泛、思维活跃、敢想敢做的性格。在后来的学术之路上，这种特征曾成为他的突出优势，也是引导他放弃科学院，投身创业的内在动因。

　　陈春先曾对媒体说过：“我在科学院是公认的思想活跃者，而且是公认的敢打敢拼的人，要不我也不会到美国，看了硅谷，回来就要在中国办硅谷。”

　　但是，在创业过程中，他这种敢于实践的性格的另一面———急于上手，对市场风险估计不足，也显现了出来。

　　“华夏所”的业务模式仍然延续了当年“服务部”的做法。它利用人才优势和机制优势，曾承接过中科院委托的高精度恒流恒压电源项目等重要工程。

　　但是，它最后还是在市场的风险中倒了下来。因为与中科院器材供应站一个300多万元的合同纠纷，“华夏所”陷入了长达5年的诉讼之中，最终成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遗憾。

　　转变之苦

　　客观地说，陈春先在中关村的两间木板房里做成第一笔电源生意的时候，市场上可以说没竞争对手。他后来的种种失败虽然与当时的体制和环境有很大关系，但是，对市场判断的失误、管理经验的缺乏才是更主要的原因。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陈春先得到多家金融机构的支持，以“金融租凭”的形式引进设备，成立了“华夏硅谷公司”。这个公司曾经是中国最早做大规模信息加工的企业。

　　资料显示，当时，华夏公司有100多位操作员，每输入1000个字符收入为0.4元，如果项目进展顺利，每年收入可达几十万美元。

　　陈春先对这个项目非常乐观，他把所赚的钱都投入到新式设备购进上。但到了1989年，市场突变，国外订单被取消了，项目萎缩了。他曾对此进行反思说：“我们当初选择了增值不高、科技含量不高的数据录入可能是个错误。这样的项目抗风险能力必然很弱，但科技含量高的项目本身的风险又会很大，这个矛盾现在也在考验着企业。”

　　1993年，陈新宇开始介入父亲的华夏硅谷公司的业务。在他的印象里，公司当时多元化很盲目。陈新宇说：“父亲的兴趣太广泛了，往往是他觉得这个项目挺好，就投资做了，可是后来从市场的角度看，有很多项目出现决策失误。”

　　“那时，我进入公司负责开发一个语音寻呼机项目，针对当时汉字寻呼机价格较高的情况，此种语音寻呼机成本降低了60％。”由于亲身参与，陈新宇对这个项目的过程记得非常清楚。

　　据说，华夏公司为此项目投入了200多万元。但是在市场调查时，他们受到“当时看好语音寻呼机的小寻呼台的误导”，忽视了语音寻呼机的使用率较低，容纳用户数量少，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的弊端。1995年，随着行业竞争加剧，普通寻呼机价格不断下跌，该项目寿终正寝。

　　由于对集团化公司管理经验的缺乏，华夏公司内部一度非常混乱，在经济活动中纠纷不断，债务不清。

　　后来，陈春先曾说：“办好公司的企业家大都是搞营销、搞金融、有很强管理能力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家。”而他也承认，在商场上他一直是不太成功的。

　　他曾分析过自己失败的原因：“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我很长时间在科学院工作，我有一些特点、个性和追求的东西也不太符合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规矩。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深入改变，这要比年轻一代更困难一点。”

　　从技术天才到财富人生　求伯君：跟对人，找对人

　　本报记者　邱伟　北京报道

　　8月11日这天的求伯君很忙，他白天陪着妻子李娜在医院打点滴，晚上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

　　近一段日子来，求伯君已经放弃了他热爱的驾驶直升飞机翱翔蓝天的纵情生活，他在盯两件事情：一是网络游戏的开发；二是金山软件在纳斯达克的IPO。这两件事情都很重要，一个关乎金山未来的战略选择，另一关系求伯君以及金山众多高管的财富变现问题。

　　4年前，刚过36岁的求伯君就放弃金山公司的总裁职位，而当起了“半退休”式的董事长，在外人眼里，这位号称“民族软件英雄”的技术天才开着宝马车、时不时去沸腾鱼乡享受下他喜欢的水煮鱼，整个生活休闲而惬意，早已是成功人士。

　　现在，求伯君更喜欢追求成功的感觉。

　　成功因素　三分而定

　　求伯君把其成功的原因归结有三：一是天赋，他生而具有的对程序的敏感；二是个人不懈的努力，三是机遇，遇到了一个时代和一些人。求认为三者各占三分之一，平分而缺一不可。

　　1986年，求伯君爱上了深圳大学的一位女生，他至情，一意辞掉在河北徐水县国有单位的工作南下。然而，命运的安排在于，当他为帮朋友解决问题写出24点阵打印驱动程序后，他转手将程序卖给了四通集团，四通集团对他盛意挽留，并允诺1年后当深圳四通成立之后，派他去深圳工作。

　　求伯君因而留在了四通集团，在王缉志的手下。在四通，求伯君遇到了他一生中改变他命运的人：香港商人张旋龙，张拥有家族企业香港金山公司。求伯君在技术上的天赋引起了张旋龙的注意。

　　1987年，求伯君在深圳四通一个经营部工作，天生不是做销售的他做得苦闷。张旋龙答应给求伯君一个安静的环境，让他安静地写软件，求伯君转投金山公司。

　　在为金山公司写出金山汉卡软件后，从1988年5月开始，到1989年9月结束，求伯君在深圳的旅馆里写作WPS，只要醒着就不停地写，其间肝炎病发三次，每次住院一到二个月，有时，他把电脑搬到病房接着写。

　　毋须团队，毋须其他人的任何帮助，求伯君孤身一人完成了后来这一影响力巨大的字处理软件，他自豪地在WPS软件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也为他后来迎来了巨大的名声。

　　WPS为香港金山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求伯君命好，碰到了一个好老板，张旋龙给求伯君在珠海买了套别墅，又给了他一些奖金，还没到30岁的求伯君开上了宝马车。

　　然而，这并不是张旋龙给予求伯君的全部。1994年，当香港金山被方正合并之后，张旋龙把软件这一块分拆出来，在珠海注册成立新的金山公司，张旋龙又大方地把这个公司一半的股权给了求伯君，公司也交由求伯君去运作。

　　大度让权　股权诱饵

　　1998年对求伯君和金山来说都是重要的一年，如果说这之前求伯君还在围着WPS转的话，那么，在1998年8月，在金山获得联想900万美元注资并占30％后，金山变得有点不一样了。

　　求伯君的思路也在变化。他对本报记者说：“我对自己的认识更加明确了一些，我还是适合做技术，不是管理。公司在刚起步的时候，需要的不是管理，而是更灵活的方法，但在有了基础之后，管理就提到了台面之上了。”

　　求伯君相中的是同是技术人员，和他一起写WPS97的雷军。联想注资之后，雷军就当上了金山软件的总经理，负责整个公司的管理、研发、产品销售。

　　“雷军和普通的程序员不一样。”求伯君说。相比求伯君平时有点木讷的表情，雷军小小的眼睛总是显得很精明。求伯君很相信雷军，尽管在来金山之前，雷军没有做过管理，但求伯君相信“凡事都有第一次”。

　　到了2000年，金山软件股份制改造，求伯君正式卸任总裁职位，公司具体经营全部交由雷军管理。此时，雷军以低价购买了部分求伯君和张旋龙转让的股份，成为股东之一。据说这一股份额近10％，如果按照联想注资计算的话，这一股份在1998年就价值300万美元了。

　　因为雷军，金山一改厚重的风格，变得轻盈而喜欢做秀。

　　1999年，金山推“红色正版风暴”，将金山词霸正版打到20多元的价位，一下将对手击垮。2002年，金山接着推“杀毒蓝色革命”，硬生生地将市场插入江民和瑞星之间。在2003年，金山推WPS的“免费”升级，以10元的手工费一天推掉万套WPS软件。在2003年，金山进军网络游戏，发布新的《剑侠情缘》的时候，求伯君被安排穿上了古装做秀。

　　导演这一切的，是雷军手下第一大将王峰。在当年推完“红色正版风暴”后，王峰就成了第一副总裁，整个金山公司的营销部门也拥有与研发、销售相等的地位。

　　金山的销售也从求伯君时代“不懂人情世故”变了个模样，在2001－2002年喧嚣一时的政府采购中，金山节节胜出。这其中，张旋龙的人脉网功不可没。

　　2000年，雷军让求伯君一了进入网络的夙愿，成立了卓越网和逍遥网。逍遥网后来没能做下去，但卓越网却存在了下来，雷军是卓越网的董事长，一开始是请高春辉来，把卓越做成下载网站，但后来雷军和高春辉有了摩擦，在一场纷争中，雷军坚持做电子商务的计划获得了胜利。目前，卓越网盈利良好，金山控股70％。

　　在技术上，求依然推行“个人英雄主义”，只是这个“个人”已经不再是求自己。

　　在很多领域的研发，求都任命某个非常年青的“天才”来担纲，比如在游戏领域的裘新，在杀毒领域的陈飞舟。而求伯君充当的是“伯乐”的角色。求说：“一个人是不是天才，看他写的东西就知道了。”

　　历史不能假设，如果假设，现在的金山仍由求伯君一手主掌，会如今天般成功吗？结果不可预测。但是，我们看到目前的结果是，求伯君因为大度地出让股权，让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事，这一招棋既为他迎来了财富的增加，又让他的生活充满了悠闲的情调。

　　对求伯君来说，共赢是最好的结局。

　　王缉志：先开宝马，后挤公交

　　本报记者　邱伟　北京报道

　　从中关村最先开始坐宝马车的少数几人之一，到后来出门挤公交车，王缉志走过的是一条抛物线型的创业轨迹。

　　然而，直到今天，63岁高龄的他还在想着创业，他面临的问题比以前增加了一个，以前老是遇到的是资金问题，现在，多了一个年龄问题。

　　老四通的辉煌顶点

　　1984年之前，王缉志供职于冶金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对象是计算机。这一年，他决定下海，这有点大大出乎朋友和家人的意料。

　　因为他的一家都是学者派头，和商人有着很远的差距。他的父亲王力，是北大著名的语言文字专家；母亲夏蔚霞，是北大数学系的图书管理员；他的妻子是中科院计算所的，连妹妹王济慈，都是北大教授。

　　他母亲对他说：“你不适合办公司，你适合当老师！”朋友对他说：“你是爱迪生办公司，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非垮不可。”王缉志不以为然。

　　他跟随万润南，创建四通。进入四通时，他便是总工程师，做的也是技术活。1986年左右，他开发出了四通MS2401中文文字处理机，这是一个让四通辉煌一时的产品。也是凭借这个产品，王缉志成为了四通集团主管开发的执行副总裁，大权在握。

　　人生一切都很顺利。然而，转折发生在1989年，在经历内部的复杂斗争后，段永基出任四通总裁。王缉志对段永基做总裁不服气，在1991年，以王缉志为主导的一群人发动了“倒段风波”。

　　这场风波的结果是，1992秋，王缉志黯然离开四通集团。在四通工作8年，王缉志发明了为四通带来巨额利润的四通打字机，然而，离开之时，王两手空空，没有专利费、没有股权。

　　王缉志和当时一同离开的两位副总裁一起创建了新四通公司，王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是王缉志自己创业梦想的开始。

　　新四通的三次创业

　　事实上这个新四通公司并没有钱，王缉志借钱40万美元与新加坡公司Creative一起合作做多媒体。当时，合资公司起名为北京创通多媒体电脑公司，注册资金200万美元，新四通占20％股份，中国大恒公司占10％股份，其余是Creative的，王缉志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然而，王缉志这个总经理有点名不副实。公司成立之后，Creative派了一位姓杨的来主管业务。杨是商人，不重视技术人员，他更喜欢销售，创通更像是Creative销售其产品声霸卡的中国子公司，开发计划则被暂时搁置脑后。“我从搞开发变为管销售，感到力不从心。”王缉志说。

　　双方的裂隙很大，Creative让王缉志签一个假合同，把其注册资金中的70万以购买技术的名义买回去，王缉志没同意，Creative后来便过来查账，发现王把合资公司的20万美元存单为新四通公司抵押贷款。因为此事，王缉志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合作已索然无味，散伙就在情理之中。

　　而下一步，王缉志决意不找合作伙伴，自己单干。他又看中彩色印刷领域，决意把国际最先进的计算机彩色排版系统引入中国，为一些公司做彩色排版的系统集成。但新四通公司还是没钱。为此王缉志不惜举债，在银行无法贷到钱的情况下，王缉志借入民间高利贷，利息高达30％。此时，新四通改名新宝石电脑公司。

　　悲剧在于，在王缉志跑到美国和加拿大，买下一批Photoshop、Corel、Postt中文字库等一批软件后，这些软件的盗版却开始在中关村流行，王缉志花几千美元买下的软件，5元的盗版光盘就可以买到；不久，王缉志又发现，他刚从海关进口的照排机，市场上就开始充斥同样却便宜的走私品。

　　多年以后，王缉志感叹道：“确实有很多事（如贿赂、偷税漏税）我干不来，在当前这种不规范的市场环境下，不得不甘拜下风。”

　　做彩色排版失败的王缉志觉得不甘心，他想东山再起，但问题依然是资金。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一些金融家。

　　1995年，德国海得堡公司推出通过电脑就可以直接印刷的印刷机，王缉志向一家香港的投资公司推荐了这个项目，于是，一家合资的彩色印刷厂就成立了，公司注册资金100万美元，该投资公司占70％股份，新宝石占30％，新宝石以技术、人员和已有的照排机等设备入股。

　　由于控股权在别人手里，整个公司的管理由投资方任命。很不幸，投资方任命的这位总经理管理水平一般，公司做不到盈利。一年后，该总经理被解除职务，但这个合资公司却实实在在失败了。王缉志连最后的设备都赔了进去。

　　60岁后仍怀梦想

　　1996年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王缉志没有创业，而是在美国散心。

　　当他再次回国踏上中关村的土地时，他开始研究两个方面的技术，一个是可视电话，一个是IP电话。

　　在可视电话的调研上，他发现基于普通电话线技术的可视电话在中国实践效果并不好，而且整个市场空间不大，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个结论可以说是正确的。

　　王缉志转而看好IP电话的前途，决心再在IP电话上一搏。然而，当他去电信局申请专线的时候，他发现他付出的费用，比电信部门自己出去的人做的公司，要高很多，“市场环境不好，没法和有电信背景的人竞争。”王缉志说。很快，IP电话的项目他也放弃了。

　　2000年，王缉志把眼光放在了有线电视宽带上，他亲自去重庆、宜昌等地调研，在合川这一不大的小县城里，他发现有线电视网改造成了从技术上可以同步实现电视信号、宽带上网、语音通话功能俱全的综合型网络。他感觉有线电视宽带的改造无论从技术还是市场都是可行的。

　　通过朋友，他认识了一个广州老板，该老板答应给王缉志的公司投资。然而，投资还不到半年，在王缉志的公司还没有做出成绩的时候，该老板被逮捕了，原因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王缉志的宽带梦也跟着破碎了。

　　从2001年到现在，虽然过了60岁的退休年龄，但他坚持在朋友的公司北京佰能电气股份公司里打工，任总工程师，他同时还是北京软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中文信息学会常务理事。但他的梦想依然是创业，他告诉记者，他还在看新的项目。而且，他坚持认为自己的人生是成功的，“觉得我是能跟得上时代步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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