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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关于能源的重大事件一桩接着一桩，让人目不暇接。首先是纽约商品交易所的石油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达到每桶45美元，表明石油市场的不确定性还在加大之中。其次是俄罗斯普京政府开始对尤科斯石油公司启动国有化的重组方案，让外人猜测颇多。再者，国务院11日的常务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的煤炭生产和营运问题，强调采取综合配套的措施来缓解煤炭的紧张状况。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能源压力的问题一直不绝于耳。例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对我的采访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中国电力短缺
的问题(参见7月5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中国经济的高涨引发对电力不足的担忧的文章)，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问题的专题节目组前几天刚刚结束了在上海对我的现场采访。
对经济学家来说，我们当前面临的能源紧张问题与国际上目前高度关注的能源竞争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固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对能源需求的高速增长，我们有理由关注中国面临的能源竞争和能源安全。毫无疑问，未来10至20年，能源的安全和获取能源的战略将是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关于这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我曾在中国的崛起怎样影响世界一文中作出过分析。但对经济学家来说，市场是缓解和协调能源供求的最重要的机制。问题只是，这种机制常常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功能。
那么，我们当前为什么会出现能源紧张呢?我们目前这种能源紧张的局面的形成说明了什么呢?北京的宋国青君有一个看法说，今天煤电油运紧张，是因为1997年以来全球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不看好，我们自己也调低了预期，把增长率目标锁定在了七上八下的范围，从而影响了我们对这些部门的投资。这个看法的前提当然是，他们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当前9%以上的增长率属于过热的。既然现在9%至10%的增长率是正常的，那么，煤电油运紧张就只能是过去因低估经济增长率而投资不足的结果了。不过，投资不足的问题并不是因为预测的误差，而是因为中国能源部门的官办体制造成的。在能源部门高度被管制的体制下，投资过多与不足同出一辙，多了少了总是会反复发生的，这是计划体制的弊端。我们数年前在电力上的过度投资还导致过电的过剩。
当然，我并不认为9%至10%的增长率在当前仍是正常的，因而经济增长太快引发的能源紧张仍是主要的。回顾25年来，每一次超过9%的增长率几乎都没有连续保持两年或两年以上，都被随后的通货膨胀拖下去了。所以，判断今年以来的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应该是有依据的。如果我们支持经济过热的说法，那么煤电油运紧张的现象就主要不是在它们身上投资不足的结果，而是我们经济增长过快，总的投资需求出现过热和扩张太猛造成的。实际上，为了8%的增长率，我们已经消耗了太多的能源。英国石油公司的研究报告说，在过去的5年，全球增长的煤的消费量中有近一半发生在中国。石油需求的增加量中40%来自中国，全球增加的水泥生产量中有80%被中国用于经济发展。
可是，尽管我们每年消耗的钢铁10倍于印度，但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仅比印度高出10%。为什么以能源消耗来度量的经济效率这么的低呢?肯定是因为在我们的经济里面，大量的投资活动其实并没有创造出产出和收入来。我们年年都有不计其数的无效率的投资与开发活动，是它们浪费了能源。那么，能源为什么不能得到有效率的使用?因为能源在中国还是太便宜了，它已经不能成为阻止投资过度需求的力量。在印度，空调的普及率远远低于中国，电力价格昂贵是重要的原因。而我们的能源价格便宜不是它们太多了，而是因为能源部门还没有真正进入市场化的轨道，被赋予了服务经济发展的政治使命。时至今日，它们还是国有官办，民营成份极低，市场开放不够。无论是投融资还是定价，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同时它们也担当着很多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责。一句话，能源部门与银行部门一样在中国还属于被动和服从的部门，没有作为独立的和市场导向的部门而存在，也许是因为它们太重要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政府和政治的色彩。而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一个真正市场化的独立的能源部门，就没有一个真实定价的能源，其结果，能源就总是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短边。因此，如果不加快能源部门的市场化进程，它们就和土地和资金一样的廉价，投资需求的过热就还是会卷土重来。当前，面对着能源和运输能力的紧张，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了增加能源和运输的产能上了，这并不错。但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能否让经济发展建立在更有效的能源利用基础上呢?只有这样，我们的发展才更可持续，而阻止能源浪费和改善对能源利用效率的主导力量是市场不是政府。上海证券报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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