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理人痛苦指数（研究）(图)

痛苦的元素

　　此次“经理人痛苦指数”的调查对象面向在企业、公司担任部门项目经理及以上职务的经理人。这里所指的“痛苦”是经理人在工作、生活中因过多、过强的阻力、压力及内外资源与人本身发生接触、碰撞带来的对冲力，超过一定心理承受力，引起身体、情绪、精神不安、紧张、忧虑、忧郁等综合的一种痛苦状态。

　　软痛苦 硬痛苦

　　从另一个角度看，经理人面临的痛苦也大致划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经理人需要应对所在企业的经营业绩指标（绩效）的挑战，通常因为经营环境的动态性，导致这些经营指标由挑战属性转变成超负荷的压力，这类痛苦是硬性的，可以衡量的。另一方面，经理人还必须应对所在组织环境的不成熟性，包括复杂的人际关系，企业内部授分权体系不清晰、职责不明确、主雇之间的信任不坚定等环境因素影响，经理人应对这些环境因素时产生的难以释放的困惑，我们姑且称之为“软痛”。

　　维尔肯猎头公司执行总监李炯明认为，在国有企业，我们又可依据营业额和品牌效应将这些企业划分为“明星国企”和“一般国企”。由于“明星国企”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GDP增长，因此这类企业的经理人群体之痛与一般国企经理人相比，显然更为突出。他们的痛苦除了保证企业本身的良性经营和合理的增长之外，还必须协助政府完成当地经济增长指标、当地区域就业以及必要的“经济繁荣”，因此存在着与当地政府官员群体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等软痛。例如四川绵阳的长虹、珠海格力、合肥的荣事达等。最近媒体披露长虹倪润峰的退休是这类“明星国有企业”经理人痛苦的个案表现。缓解这些痛苦，就需要经理人“冒险式的超越”，然而这又谈何容易？相对而言，一般国有企业经理人就要舒服快乐多了。

　　同样，也姑且可以将民营企业划分为“明星民营企业”和“一般民营企业”。一般民企的经理人较之“明星民企”经理人，软痛似乎比硬痛更突出。他们的痛苦主要因素并不是由业绩指标或工作本身不能达成等硬痛因素构成，而是由以下因素所造成的软痛：

　　1.在没有清晰的授权体系下，需要完成超出权力范围的事情；

　　2.获得的信任有限；

　　3.内部人际关系突出；

　　4.个人价值与奉献不对称。而外资企业经理人的痛苦主要来自于业绩的压力。事实上，在中国本土，一些经理人的流动案例已经明显说明这点。

　　痛苦之最

　　1.广州经理人痛苦指数居高不下

　　调查显示，广州经理人的痛苦指数达到50.2，大大高于深圳、北京、上海。其中深圳与北京较为接近，分别为42.6和42.1，最低的是上海的经理人，痛苦指数只有35.8；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女性经理人的痛苦指数（44.2）高于男性（41.9）；而年龄方面，年龄越大的经理人其痛苦指数越低，尤其是50岁及以上的经理人的痛苦指数比29岁以下的经理人低9个百分点。

　　2.总监级经理人最痛苦

　　从职务上来看，总监、副总监级经理人的痛苦指数最高（48.8），而企业最高层经理人“董事长、总裁及副职、企业主、合伙人”的痛苦指数相对最低（37.6）。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的经理人痛苦指数最高（47.8），痛苦指数最低的是民营/私营企业的经理人（41.7）。

　　实际上，在资本与打工的游戏中，资本是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无论是高级经理还是最低层的打工者，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3.IT业经理人痛苦指数最高

　　从行业比较来看，IT业的经理人痛苦指数最高（45.6），其次是生活服务业和邮电通讯业的经理人（44.9），“媒体、广告、公共”行业的经理人痛苦指数也比较高（44.7）。痛苦指数最低的是“医疗、卫生、保健”行业的经理人（37.1），其次是“金属、非金属材料；石油、化工”行业的经理人（38.9）。

　　痛苦指数高 亚健康指数也高

　　本次被调查者总体的亚健康指数是47.9。从此次调查的样本来看，北京、深圳、广州3个城市经理人的亚健康指数非常接近。而上海经理人的亚健康指数远远低于其他3个城市，这表明上海经理人的健康状况是最好的，同上海经理人的痛苦指数状况基本一致。调查显示，经理人亚健康指数在年龄、职位上的差异跟经理人痛苦指数的差异一致，痛苦指数高的经理人，其亚健康指数也高。

　　（信息来源《经理人》杂志）

　　《市场报》 (2004年08月10日 第二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