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决策都讲时机。

    对于投资者来讲，在一个错误时间买入一个正确的股票，命运和在一个正确的时间买入一个错误的股票是一样的。

    对于管理者来讲，在一个错误的时候发布一个正确的决定，命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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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正确的时机发布一个错误的决定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中国的老话就讲，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统一才算圆满，才可能皆大欢喜，才堪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达到自然顺境。

    天意不可违。

    北京人说我风沙大，内蒙人笑了；内蒙人说我面积大，新疆人笑了；新疆人说我民族多，云南人笑了；云南人说我地势高，西藏人笑了；西藏人说我文物多，陕西人笑了；陕西人说我革命早，江西人笑了；江西人说我能吃辣，湖南人笑了；湖南人说我美女多，四川人笑了；四川人说我胆子大，东北人笑了；东北人说我性子直，山东人笑了；山东人说我经济好，上海人笑了；上海人说我民工多，广东人笑了；广东人说我款爷多，香港人笑了；香港人说我二奶多，台湾人笑了；台湾人说我想独立，全国人民都笑了。

    全国人民为什么提到台独都会笑，因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常识。

    但是人们偏偏就特别容易就在常识问题上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

    2004年7月24日，北京一家叫银河证券的券商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开了一个研讨会，研讨的话题是如何解决股权分置。实话实说，这种民间性质的研讨会在北京很多，因为是民间性质，因此会期自然就集中在星期六星期天，这样开会的人不必请假，办会的人不用请示。

    谁都知道，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的特色，也是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的差异，这种差异当然和四大发明不同，当然不值得我们珍惜，但是怎么消除这种差异却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显然，用缩短差距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这是大道理，连管理层都明白的大道理，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想必也是清楚的，中国经济学家不清楚的是自己的角色和管理学家有什么差异，线性思维和复合思维有什么差异，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差异。用工程师出身的经济学家成思危的话讲，经济学的职责是描绘理想状态，怎么达到这种状态则是管理学家或者工程师的职责。

    什么是解决股权分置的时机？是牛市，不是熊市，这是一个常识问题。现在是牛市还是熊市？是熊市而不是牛市，这也是一个常识问题。2001年6月的国有股减持之所以失败，是方案的失败，方案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国有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存在巨大的差异造成的，本质上是与民争利，是一次在正确的时机推出错误的决定的失败。

    现在国有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差异消除了吗？没有，否则就没有必要召开这样的研讨会，证监会也不必为此而成立专门的课题组研讨。退一万步讲，就算上下都已达成了共识，方案没问题了，现在就是推出的时机吗？也不是。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案，全流通的结果就是变相扩容，在这个时候，那怕推出的是一个正确的方案，其后果和国有股减持的失败是一样的，一样的雪上加霜，一样的昏天黑地，一样的冤天怨天，一样的推倒重来，一样的例子就是研讨会的消息见报，沪深股市就遭遇黑色星期一。

    经济学家们究竟是上帝还是魔鬼？

    有人说，2003年是解决全流通的最好时机；有人说，现在是解决全流通的最好时机；还有人说，什么时候解决全流通都是最好的时机。

    说这些话的人都号称是经济学家，水皮对此只有苦笑，全国股民只有痛哭。

    经济学家的话，不当回事不行，真当真就坏事。万幸的是管理层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国有股减持是通过证券市场套现，是国有股退出，解决股权分置的意义在于它是一场改革，资本市场基础性的、制度性的建设，但不是对市场有巨大扩大效应的改革，认清这个问题对于稳定市场，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的预期有很重要的作用。这是证监会官员在研讨会的表态，在他们的概念中，解决股权分置的时机只是越来越好，条件只是越来越成熟，现在并不是最好的时机。

    水皮一直相信市场的智慧，一直相信后人的智慧。在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方案全国大讨论中，水皮没有见到“以股抵债”的方案，但是现在电广传媒(资讯 行情 论坛)等国有股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无力偿还的却提出了以股权抵偿债务的方案，这种方案的实质是国有股缩股但不流通，基本上是一种“无痛疗法”“无痛减持”，不但不会对市场构成扩容压力，而且还对改善上市公司的质地大有帮助，是变利空为利好的创造。

    这种创新不是经济学家们可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