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院院长的“道”与“术”(组图)

　　高度集权抑或充分放权

　　管理圆桌

　　·记者手记·

　　谁来孵化“孵化器”

　　见习记者　陈雪频　上海报道

　　“我们要培养领袖级的人物，他们可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当哈佛商学院院长基姆·克拉克以这句校训作为他在上海媒体见面会的开场白时，哈佛的王者之气仿佛就写在他的脸上。

　　对于发展历史不超过20年的中国商学院来说，这种宏大理想似乎还很遥远。但理想传达的价值观却足以让每一位商学院院长沉思：商学院应该在经济社会中发挥什么作用？

　　基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本报记者走访了四位中国商学院的院长。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商学院的发展目标和中国的经济走势联系起来，一种共识正在形成：随着中国经济强国地位的日渐形成，中国需要世界一流的商学院，商学院必将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贡献自己的力量。

　　即便在美国最顶尖的商学院中，哈佛、沃顿、斯隆、凯洛格的发展模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每个商学院的背景和发展模式都不尽相同，并不存在一个“成功的商学院发展模式”。对于还处在发展初期的中国商学院而言，拿来主义是远远不够的。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中国目前的商学院教育还带有浓厚的“异域风情”，并没有和中国的商业土壤很好地结合起来。引进国外著名商学院的教材和教学模式只是中国商学院发展的第一步，学习和模仿无法形成商学院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的商学院必须在发展模式上有所创新。

　　以商学院教育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教学而言，在中国的商学院课堂上的案例还少见高质量的中国案例，这恰恰和案例教育的实质相违背———体验现实社会并对现实环境做出反应。

　　一些中国的企业家抱怨商学院培养出来的MBA善于同数字打交道，但面对现实问题却束手无策，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商学院的培养目标与企业的现实需求脱节。

　　一个成功的商学院必须要对当地的商业环境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做出相应的反应，满足商业实践的需求，并前瞻性地指导未来的商业趋势。

　　正如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所言：“西方的管理是阵地战，作战的平台是大平原，竞争和合作的对象都是现代化企业。机械化部队同机械化部队在平原上作战，是西方管理最重要的前提假定。西方的管理适不适合新兴市场，除了看西方的术和中国的道是不是融合在一起，还得研究不同区域竞争、合作模式的特质。”

　　竞争战略决定经营模式，经营模式决定竞争优势，适应和创新将是中国的商学院赶超一流的唯一选择。在中国，企业人才孵化器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见习记者　陈雪频　姜惕麒　上海报道

　　市场决定命运

　　《21世纪》：市场对管理人才的需求非常旺盛，但商学院教育在中国开展的时间并不长，这种供求矛盾对于商学院的经营模式有何影响？

　　张国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也需要转换角色，在市场中独立运作并参与全球竞争。经营者角色的转变导致对管理教育的相当巨大的需求量。与此同时中国的管理教育刚刚起步，教学方法还不太恰当，师资力量短缺，高质量管理教育供不应求。在这种供求矛盾前面，通过塑造质量打造品牌是关键，然后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规模。

　　郑祖康（复旦管理学院院长）：管理教育的需求发展比较快。我们目前是边学边干，以最快的速度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项目，同时注意分析和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实际管理问题和项目，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教育模式。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涌现出许多新的经济现象和案例，而这些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性，我们教学部就要把这些问题放到教学中去。

　　项兵（长江商学院院长）：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制过来，计划经济最早时搞管理工程，还是以工程为主；后来经济发展快起来了，管理学科发展又比较落后。我们欠债很多，经济发展如此迅速，对管理需求如此之大，这种需求是史无前例的。从供给来讲，我们原来没有管理学科，受过正规管理训练的人很少。这种倒挂的情况五年、十年解决不了。我们在战略、资源配置方面应该做出调整，不能照搬美国，他们的情况和我们不一样。中西贯通和“术”的创新，只能满足中国企业目前的需求，对中国下一步走国际化之路是远远不够的。

　　《21世纪》：独立的商学院和依托大学的商学院各有何优势和不足？

　　张国华：在国外，依托大学的商学院还是比较独立的，他们的办学权利比国内依托大学的商学院要大得多。依托大学的商学院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大学的品牌效应、教学环境和校友网络，这种促进作用在商学院教育发展初期非常明显，但最终还是市场力量发挥其作用。他们的不足在于缺乏自主性，对师资的配备、招生和财务方面都没有太大的自主权。

　　郑祖康：大学的人文底蕴、历史渊源和品牌效应对于依托大学的商学院发展非常有利，问题在于财务的独立权和办学自主权。而独立的商学院在于决策和品牌推广等方面更加自由和灵活。

　　《21世纪》：商学院的市场化经营策略对于商学院的发展有何影响？

　　张国华：中欧的市场化运作不仅体现在一些宣传层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办学理念方面，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来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首先，我们在招生方面的自主权比较大，招进来的学生可能比较迎合企业界对MBA学生的要求。其次，我们在请国外的优秀教师方面也有较大的自主权，从而能在短时间内请到最好的老师。

　　项兵：长江把商学院当作商业来运作，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我们根据对市场的分析来制定学校的战略。战略路线图很清楚。前两三年，在国内做成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某些项目做成第一流，将来三年四年的目标是攻占亚洲市场，立足中国，大中华地区，涵盖至少东亚。所以长江商学院一开始不是去建校区，最重要的是吸引一批世界级的教授，不是任何其他，酒香不怕巷子深。世界级的学生加上世界级的教授队伍才可能产生世界级商学院。都是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王方华（交大安泰管理学院院长）：品牌化生存需要市场化运作，要根据用户的需要来设立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有人批评市场化运作太商业化，我说这是全世界的规律。比如招生就是市场化运作，需要市场知道你的品牌和你的模式来选择你。比如学生就业也是市场化运作，把学生资源配置到最适合他们的单位去。

　　如何在世界版图后来居上？

　　《21世纪》：中国商学院要想早日成为世界一流商学院，如何能后来居上？

　　项兵：长江商学院不会复制斯坦福和哈佛的模式，我们有自己独特的逻辑。战略的差异化是我们一切追求的立足点，洋为中用最重要的是活用。视野的超前是非常重要的，视野的超前主要来自于对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不是对现有商学院的理解，所以我们不会锁定任何商学院，只锁定客户。我们对两点足够重视：第一是必须做到中西贯通，我们的教授都要求是“四通教授”———通理论、通实践、通国际、通国内。西方管理的“术”如何和中国的“道”结合起来，本身都是很大的学问。服务中国的民族企业、服务在中国运作的跨国公司，这是个不可或缺的东西。第二是我们在“术”的方面必须有创新，在“游击战”和“局部阵地战”方面有独特的突破。长江商学院的核心就是创新，创新是靠视野，靠对客户的问题非常深刻的理解，带来一系列的创新，这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

　　王方华：当市场出现多元选择的时候，就必定会出现品牌化，教育同样也面临这样的挑战。MBA的发展是由市场经济的要素发展决定的，很容易不规范，因为企业要就给它，你会发现根没有了。要品牌化建设就必须把根建设好，首先要把规范建立起来，包括课程设置、教师选择、教学要求、教学质量的控制等方面规范。规范是质量的前提，接下来是社会和企业的认识和认可，这就是以质量创品牌。当品牌有了以后，发展就有基础了。

　　《21世纪》：商学院的院长在商学院发展过程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张国华：国外的商学院院长一般不会从事教学工作，而是全身心投入到学院教育发展中去。在一个变革时期，如果你不做全身心的投入，就无法全力推动商学院的发展。

　　王方华：没有商学院院长职业化，就不可能有商学院品牌的持久优质化。因为院长就像CEO，首先要有战略性思考，要全身心投入，要把品牌当成毕生的事业来追求，这样品牌才能持续。院长的第二项职能是协调资源，将优质的资源往重点倾斜。

　　第三项职能是要会和学校相关部门沟通，如研究生院和财务处等。第四项职能是要对社会沟通，包括面对媒体、市委组织部和人才公司等等。某个细节出问题，品牌就出问题。“细节决定成败”，追求卓越，就是讲求细节。每个细节都做好了，就卓越了。

　　《21世纪》：商学院有许多教育项目，比如MBA、EMBA和EDP，这些项目特点何在？如何组合？

　　张国华：中欧的MBA，EMBA和EDP同时起步，其中MBA教育是中欧的旗舰产品，EDP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我们也有这个责任，我们的短期项目做到非常大，今年大约可以做到7000到8000个人次。EDP不仅给我们的学校财务带来支持，而且通过口碑和亲身体验的传达，对于品牌的推广也有帮助，很多EMBA学生都是曾经参加过短期培训的学员。

　　郑祖康：MBA和EMBA的培训还是有区别的，MBA课程主要是发掘学生的潜在才能，学生现在的职位有可能并不高，但是具备相当大的发展潜力。EMBA的层次要高一些，我们主要是找那些老总，因此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只要求他们了解就可以了，不要求他们进行操作。

　　项兵：MBA目前大陆为主，希望两到三年时间做到泛亚洲。希望两年时间能和一两家世界十强开始经常交换学生，成为十大商学院的战略联盟中的伙伴。希望以后20％－40％的学生可以互换。EMBA主要是服务中国的大型企业，国企民营为主，占了60％，但是也欢迎跨国公司，政府官员。下一步发展还是泛亚洲。

　　王方华：MBA是职业经理人的后备队，不要期望太高；EMBA是培养企业家的摇篮，应该是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来充电。MBA是系统的管理知识和能力的训练，对EMBA是给他们管理理念的顿悟。

　　靠什么吸引国际一流教授？

　　《21世纪》：商学院经营中最重要的一块是师资力量的建设，你们在扩充师资力量方面做了些什么？

　　张国华：中欧对教授的选择非常重视，首先是在财务上有足够的资金能力聘请好的教授，其次是在教学和研究环境上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吸引他们留下来。中欧的发展初期采用拿来主义，请国外一流的师资做访问教授，促进我们的教学水平。后来我们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师资队伍，以保证课程质量的稳定。

　　郑祖康：我们自己会培养一些教师，同时国外也会帮助我们培养一些，比如利用和MIT的合作关系，每年就有四个教师出国进修。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政策，即美国的前十五所大学和欧洲名校毕业的博士生，如果到管理学院工作，其薪酬体系和国内大学毕业的博士生的薪酬制度是分开的，如此才会有利于吸收国外的优秀人才。此外我们也很重视在本土经济环境中对教师进行锻炼和培养，让他们深入基层企业进行调查研究，积累大量的经验，从而把握中国企业发展的实际现状和特色。复旦也会引进一些外籍教师，实际上外籍教师到复旦工作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如待遇问题和定居问题，这些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解决办法。

　　项兵：吸引好的教授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发展目标，如果没有清晰的路线规划，那些名教授不可能放弃斯坦福和沃顿这样的商学院来加入长江。

　　王方华：商学院师资国际化非常重要，世界上很多名校做得好就是因为师资国际化。师资国际化实际上就是师资资源的国际范畴的优化配置。除此之外，还要加大引进教师力度和参与实践的环节，从而加大教师国际化水平的提高。

　　《21世纪》：商学院在内部管理方面坚持什么发展方针？

　　张国华：商学院的内部管理主要是两个问题：教师管理和学生录取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比较灵活。我们和这里的教师和职员之间都是一个合同式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用人政策比较灵活。

　　郑祖康：内部管理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一整套的评估体系，从教学态度到教学成果都有所涉及。这套体系每年都在实施。假如教师的评估成绩不好，会有相应的处罚措施。当然同学们是最好的评估者，他们会对老师的教学效果做出最直接的反应。实际上我们还是缺少好的老师，因此还在不断的招募中。老师可大略分为两种类型：上课精通型和科研精通型。这两种老师我们都需要，他们都对学校发展有益处，前者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后者可以提升学院的知名度。两种能力兼备的教师，虽然有，但是可遇而不可求。

　　项兵：长江商学院在治理结构上的创新最重要的一条是教授治校。要长治久安就必须教授治校，全世界顶级商学院没有一个不是教授治校的。我们教授的任命、聘任、提升、重要的决策，必须教授委员会通过。必须三分之二无记名投票，投票通过后，院长只有否决权。长江的院长可能是权力最小的，西方院长还有直接任命权，我都不要了。教授治校一定要和一个世界级的教授委员会相配，他们一定不能有不安全感，而且要有大气，有归属感。这两点是吸引世界级教授的必要条件。

　　王方华：安泰管理学院非常职业化，院为实体，院内资源调配，院长高度集权，很典型的管理模式。专业办公室做专业化管理，在做的过程中学院统筹安排，资源是整合利用的。现在资源整合上，学院有强大的职业化服务队伍，招生、培养、后勤服务、职业发展。另外就是教学，四个系有非常好的师资计划配备，这两者之间就有一个桥梁，资源往哪里扔，由全院整合。

　　《21世纪》：商学院目前发展的主要挑战有哪些？将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张国华：主要有的三个方面，首先我们要建一个庞大的基金，用这个基金来支持请最好的教授，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研究环境；第二，我们要建立若干个最前沿的研究项目，在这些领域成为企业的脑库，不断创造一些新的知识；第三，我们邀请最好的教授，做最好的研究。中国不缺最好的学生。中国有很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我们现在是缺最好的教授，缺最好的研究。好的教授和好的研究都需要庞大的资金来支持。将来还有发展自己的博士培养计划。

　　郑祖康：我们和世界上顶级的商学院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这涉及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整个经济发展。中国商学院要成为顶尖的学院，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整个的经济要上去。商学院强大的真正依托还是中国经济的强大。第二就是我们自己的努力，通过学院的改革和发展来达到国际顶尖水平。我们商学院向国际一流商学院的靠拢和向国际管理及国际先进水平的接轨这两方面也会大大改进。所以说我们商学院还是任重而道远，我们不仅要针对沿海的经济发展，还要针对内部经济的发展，最好能够培养出一批人才可以解决西部问题、中部问题和东北部问题。我现在正在准备，只是目前还不是很成熟，主要是缺乏开发案例的人员。我们目前也有一些可以和国际接轨的先进的案例，可是这些案例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特有的经济问题。我们目前还要学习，在实践中探索解决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方法。

　　项兵：将来三五年中国企业最大挑战是道和道的融合，企业的高端竞争不是术的竞争。其实美国顶级商学院目前有两个局限性，一是他在美国，不了解欧洲，不了解亚洲，二他太术，芝加哥的公司财务和斯坦福的公司财务基本上没什么差别。这就给亚洲欧洲商学院成长成世界级商学院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五到十年以后，全球管理教育是三国演义，美国，欧洲，亚洲。这是势的问题。要超越中国来看问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王方华：最大的困难还是教育体制，比如人员，进出两难，人员不活的话质量提高就很困难。人员出又出不去，他们是国家编制，没有市场容纳他。没有市场化就没有职业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体制障碍。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企业改革给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工人可以下岗，教师为什么不能？工人能流动，教师为什么不能？我们的改革是留活口，一旦上面改革我马上就能动，比如你说人才流动，我马上就可以动，我早就把机制准备好了。另一个是跟学校改革接口，学校动我也马上能动，我的改革体制设计是非常巧妙的框架，始终会站在改革变动的前面，比其他学校更快地迎接变革。　　张国华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 王方华　交大安泰管理学院院长

　　项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郑祖康　复旦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