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环境保护要与官员任免密切挂钩(图)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环境保护要与官员任免密切挂钩

　　第一访谈

　　本报记者　余明　见习记者　李进　北京、上海报道

　　7月21日，民政部发布了我国今年一号灾情通报，截至当天，我国部分地区发生洪涝、干旱、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已经造成659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392.6亿元。

　　洪水无情。然而在天灾背后，不容忽略的是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大气污染、水土流失、乱砍滥伐，这些都成为经济增长的代价。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在增加国民收入的同时，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为此，新一届政府提出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这其中，绿色GDP可能成为重要的一环。

　　6月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环境保护与工业经济发展论坛”上，就我国环境保护的前景及绿色GDP的未来发表了重要演讲。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就此专访了潘岳。

　　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

　　《21世纪》：经济要发展，环境也要保护，这两者如何协调呢？

　　潘岳：我们一定要走生态科技之路。在全球资源环境压力下，发达国家早已全力发展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新能源的开发，包括氢能、太阳能、风能等清洁丰裕能源；循环经济的发展，主要是指资源的循环可再生利用，零垃圾与零排放。这些正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转型阶段，谁最早转型成功，谁就是未来的主人。转型的关键在于探索“生态科技之路”，而新能源和循环经济即是“生态科技之路”的核心。

　　《21世纪》：造成中国现在环境保护压力比较大的原因在哪里？

　　潘岳：我们现在的资金投向很有问题，资源型投资太大，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增45％，全部投向房地产和汽车。今年统计局公布的全国1000家最大的工业大企业全是耗能最大的企业，如石油、钢材、汽车等等。与此同时，中国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日益提高。2003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0％。如此下去，国内的资源会耗尽，世界也将难以承受。

　　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能源的过度消耗和污染的过度排放，中国的资源环境形势非常严峻，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为此，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逐步转变以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五个方面的统筹发展。其中，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最为重要。

　　《21世纪》：在国外，很多环保组织都是民间自发的，但是在国内，环保项目的公众参与度还不是很高，具体有哪些参与方式？

　　潘岳：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的职能定位，已由过去只抓经济抓企业，逐渐向以主要抓公共事务管理过渡。群众有权利理直气壮地参与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有权利对公共事务过问、咨询、提意见。世界环保事业的最初推动力量来自于公众，没有公众参与就没有环境运动。

　　中国环境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公众参与的民主法制机制不足是重要原因。中央早在1978年就明确规定：对于那些严重污染环境，长期不改的，要停产治理，并追究领导责任，实行经济处罚，严重的给予法律制裁。但20多年下来，有多少官员因污染环境而受到法律制裁了呢？又有多少因发展不当而破坏生态的错误政策得以根本性纠正呢？好的政治理念必须依靠公众来响应，必须依靠公众参与来落实，必须依靠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来贯彻。

　　而在欧美国家，他们通常采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就是指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社会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但在我国只有直接受害人才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最后被归于民事法律管辖范畴。我国司法应当尽快扩大环境诉讼的主体范围。

　　另外，各类民间环保组织，除极少数不顾中国国情、生搬西方模式的极端环保主义者外，大多数都是积极健康的群体。政府机关要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建立政府与公众对话的平台；联合他们共同开展公益行动；并就重要的公共政策进行专门的解释与沟通。

　　《21世纪》：环保的区域不平衡、城乡不平衡，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对此有更好的办法来处理吗？

　　潘岳：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一定是社会公平的体现。我国农村与城市的环境保护不公平现象很突出。从能源消费来看，农村人均消费低，污染排放少，城市人均消费高，污染排放多；环保基础设施和环境管理主要集中于城市，城市居民享受公共服务多，农民获取的少。

　　因此，城市应该向农村付费，应该建立城市财政补偿农村环境的固定渠道。即便在城市内，也应有相应的生态补偿，如对用水多的，对排污多的就应该加倍收费。还有，对那些洗车和桑拿等高消费活动，应该高额征收水费。对汽车、化妆品、电器等高档消费品要征收消费税，要在企业和个人收入所得税中增加环境附加税。总之，要让生态环境付费的观念深入人心，让环境付费的设计覆盖更多的消费范围，让使用环境的付费成为调整消费行为的杠杆，引导消费者选择绿色环保产品，引导生产者追求节能防污的工艺和技术。

　　绿色GDP考核各级官员

　　《21世纪》：去年以来，学术界开始探讨绿色GDP，那么作为政府主管部门，你们怎么看待绿色GDP？

　　潘岳：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提出12年，至今尚未真正落实。按照新近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更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更需要出台一系列新政策新法规，否则，再好的理念与战略，也会沦为形式与口号。

　　我们需要有一套充分体现环境和资源价值的综合指标来评价国家的真实发展状况，这个指标就是绿色GDP。经济产出总量增加的过程，必然是自然资源消耗增加的过程，也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过程。我们从传统GDP中，只能看出经济产出总量或经济总收入的情况，却看不出这背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成本。国家统计局从2003年开始对我国的自然资源进行实物核算，这是绿色GDP核算的基础。目前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正在积极组织研究和实践。

　　《21世纪》：具体说来，应该如何推进绿色GDP考核呢？

　　潘岳：绿色GDP核算的结果，必须能用来考核各级官员，才能使各级决策者真正把行为转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国家已将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保护环境已成为各级政府管理者的职责所在。环境保护一定要与政府官员任免密切挂钩，尤其是各地各部门的主要管理者要成为环保考核的对象和环保责任的承担人。也就是说，按照新的考核标准，对那些仅以单纯GDP增长为业绩而不惜破坏环境资源的官员，对那些只知道耗费财政与社会财富搞“形象工程”的官员，不能提拔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