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周小川《保持金融稳定防范道德风险》一文,人们似乎可以读出,道德风险对中国金融市场已不再是局部的、个别的风险,而是整体的、普遍性的问题
上周一(7月13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公开发表了题为《保持金融稳定防范道德风险》的署名文章。该文是周在去年11月16日举行的第五届亚洲论坛晚宴上的主旨发言。为什么时隔8个月后正式发表?我们认为,负有防范金融系统风险职责的中央银行或许已经意识到,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已经十分严重。至少,从周小川把道德风险与金融稳定相提并论的文章标题看,道德风险对中国金融市场已不再是局部的、个别的风险,而是整体的、普遍性的问题。从周小川的论述中,人们似乎可以读到这样一条逻辑线:由于中国金融业市场化改革滞后,包括《破产法》在内,一系列法律法规、政府行政行为等均不支持金融机构的优胜劣汰,有恃无恐的中国金融机构积累了巨大的道德风险,而且为整个金融市场带来了逆向选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几乎所有金融学教科书中都被浓墨重书。著名的“次品车问题”就是一个经典阐释。所谓“次品车问题”,指的是车主往往会将质量很差的车伪装成好车,使得二手车市场的车辆质地优劣难辨;而整个市场的成交价格必定是市场全部二手车平均质量的反映——好车卖不出高价,而次车不一定卖出低价。这样一种现实,导致二手车市场上的车质越来越差,交易萎缩,甚至整个市场会因此垮掉。从这个例子中人们不难发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对称。为了化解道德风险,避免市场逆向选择,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如今无一例外地渗入了政府之手,通过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压缩信息不对称的空间。无论关乎银行业健康的“新巴塞尔协议”,还是国人耳熟能详的股市监管,都将信息披露作为监管的核心,其意义无非于此。但是,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银行、证券、保险业各有独立的监管部门,加之央行最新构建了金融稳定局,为什么还会出现越来越大的道德风险和明显的市场逆向选择?依周小川的看法,在中国,目前有些劣质公司认为,监管当局对他们的处置决心不足。的确,仅以中国股市为例,大量虚假包装上市的公司,不仅上市之初获得了政府监管者的默许,而且问题暴露之后,也未受到监管者的驱逐。结果大量坏公司股票在各种重组传闻的刺激下被市场恶炒,其股价往往高于优质公司。劣质公司认为监管者无能为力而有恃无恐,以致市场逆向选择。金融机构也不例外。劣质金融机构认为监管者不会把他们逐出市场,因此通过扩大资产负债规模的办法,掩盖原来的经营问题。他们知道“toobigtofail”的道理——越大,就越拿他没办法。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金融机构的关闭和破产有社会成本,而且被关闭的金融机构越大,社会成本越高;另一方面,中国金融市场逆向选择严重——越差越要做大,越大越不好处理,越不好处理,劣质金融机构就越有恃无恐。周小川认为,这就是道德风险的一类典型体现,也是中国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周小川在文章中指出:我们必须建立这样一个机制,使金融企业应当有生有死,优胜劣汰。否则就不是市场经济,就会对金融稳定构成无与伦比的威胁,形成巨大的道德风险。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要真正解决并不简单。以眼下为例,中央一系列紧缩调控政策实施后,今年1~6月,人民币贷款按可比口径计算同比少增3501亿元。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件好事吧?但是,上半年人民币新增的1.43万亿元贷款中,短期贷款增加5441亿元,同比少增加1684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7331亿元,同比多增738亿元。这组数据不仅意味着商业银行通过压缩流动资金贷款,去支持中长期建设项目,与中央宏观调控目标背道而驰;同时也说明,中国的银行信贷市场同样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因为中长期建设贷款的风险远大过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为什么银行会追逐高风险?是利息收益的驱使吗?在我们看来,很重要的原因是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之间20多年的“连裆裤”还没能彻底剪开。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加快中国金融改革的进程。劣质金融公司的破产也是同理。就像周小川所说,中国关闭和破产的金融机构并不多,在这方面的改革仍在探索之中。总的来说,进展不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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