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会现象”羊城升温(组图)

　　随着第三届全国温州商会年会在广州召开，“温州商会现象”再次升温。摄影／本报记者　吴伟洪

　　第三届全国温州商会年会在穗揭幕，规模为历届之最

　　“温州商会现象”羊城升温

　　第三届全国温州商会年会于7月19日在广州宣告开幕了，随着这次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温州“家长”聚会而来的，是“温州商会现象”的升温。

　　温州商会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有着丰富的内涵：政府的影子内阁、民企的聚合效应、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种力量、企业信息平台……等等。

　　温州商会也成了一个经济现象，商会和市场结合下的温州模式，即今天的“后温州模式”。温州家庭手工＋工业的模式、工厂＋专业市场的模式都在一一被克隆，惟独“温州商会”现象难以模仿。

　　这种经济现象浮出水面，意味着什么？我们采访了广州温州商会会长刘剑等人，冀望寻到个中的答案。

　　7月18日，刚刚歇口气的刘剑讲着手提电话走进广州温州商会的办公室，对记者歉意地一笑说：“这段时间筹备商会年会，实在太忙。”

　　忙之一字，体现在他一小时内得接50多个电话，嗓音已经沙哑。忙之一字，体现在他一连串的头衔上：世界温州人联谊总会副会长，中国小商品城商会副会长，中国工业品批发市场联络会副会长、浙江省饰品协会常务副会长……

　　“现在我的精力更侧重在商会的事务上。”本身是7个企业董事长的刘剑告诉记者，在广州温州商会会长与商人的两重身份中，他的劳累更多是因为前者。

　　广州温州商会承办了第三届全国温州商会年会，作为广州温州商会的“家长”，刘剑似乎乐此不疲。

　　广州温州商会位于先烈中路浙江大厦的办公室里，员工们走路都是三步并作两步的。“在与武汉、四川等申办城市的竞争中胜出，对我们广州温州商会来说是百年一遇的机会，这也是搭建平台推广温州品牌的机会。”工作人员潘艺告诉记者，由温州市政府主办，广州温州商会承办的第三届年会，将是全国温州商会年会有史以来与会人员最多，涉及面最广，档次最高的一次盛会。

　　刘剑则向记者透露，这次年会，各地有近百家温州商会参与，相比1998年昆明年会参与的30多家商会，2002年哈尔滨年会参与的50多家商会，不可同日而语。

　　“大会将邀请广东、浙江两省主要领导、广州市和温州市政府领导；全国各地驻穗办事处领导、各国驻穗领事馆官员、海外知名财团及投资公司代表、国内外知名华人企业家、国外温州商会及同乡会、穗温两地相关商会负责人等参加。”刘剑嘶哑的声音说着说着不由兴奋起来，据其介绍，年会将围绕着“相互交流、共同合作、务实创新”的主题展开有关议题的研讨，并进行温州名牌产品展示和广州财富投资项目推介。
　　“温州商会从一个保姆变成了服务员，现在已经发展到集团军的时代。”

　　——广州温州商会会长刘剑　摄影／本报记者　吴伟洪

　　现象解读

　　商会要做政府最好的伙伴

　　温州商会在全国已有102个之多，活跃在除北京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他们率领数目庞大的“家族”成员，作为170万温州在外创业者的中坚力量，承载着数以千亿元计的商品和资本流动。

　　【模式】

　　与政府合作各得其所

　　四川温州商会会长何必奖是这样说的：“温州和商会密切相关，商会的影响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它对于温州的整体形象和温州人在外地的经商都有影响。”

　　当温州商会成为一种经济现象时，意味着这根自夹缝中滋生并生长、壮大的幼苗已经成长为一棵大树。自发生成的民间商会事实上已被官方公开接受。这种力量在转轨时代发挥的作用，正是刘剑们、何必奖们感触最深的。

　　“商会成立至今，在信息上与各会员互通有无，也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我所在的四川省政府，对我们商会就很优待，处理什么事情也很平等，这样也让我们商会有信心走下去。”何必奖对记者回忆了一件让他记忆深刻的事：四川省委张书记曾给四川温州商会鞠了一躬并诚恳地说：“四川经济发展不在于温州人带来了多少钱，而在于把温州人的理念灌输给四川人民，把沿海的开放思想带入内地。”

　　温州商会第一家——昆明温州商会的会长张国光则说：“我觉的商会最大的作用就是传递信息。”当然，商会作为连接会员的纽带，最主要的还是利益。“我们温州人成立商会，第一是挣钱，第二是挣钱，第三还是挣钱。”刘剑以温州人特有的坦白表示。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最有效的途径显然是与政府合作，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资源。“成为政府最好的伙伴”是每个商会的理想。

　　但这样的伙伴关系能否建立，最终仍取决于双方是否有可平等交换的资源。温州商会似乎正有此“筹码”：精明的企业家群落和强大的民间融资平台，能有效将政府手中的土地、政策、项目等资源转化为现实产出。资源和资本的交换，使双方各得其所——政府得到GDP、税收、就业，而企业家得到利润。

　　【特点】

　　专做政府做不了的事

　　“温州商会与其他商会不一样，我们为所有在外的温州商人搭建了与政府之间的平台，请君唱戏。”刘剑说。

　　若列举温州商会与同侪之间的不同，刘剑认为其首要特点是，温州商会绝对没有政府部门的参与，它们专做政府做不了的事。比如被称为“中国加入WTO后第一应诉案”的案例。2001年12月27日，温州眼镜厂商将一封抗辩书交给土耳其政府，应诉该国眼镜生产商对其的倾销指控。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温州眼镜商会发挥了关键作用。

　　其次，温州商会都由商人自发组织，了解政治，但不参与政治。刘剑指出，温州地区独有的鲜明的区域文化，包括山地文化、海洋文化、移民文化以及重商文化等，造就了温州人的“经济神经”，也形成了“赚钱光荣”的思想。

　　温州模式自上世纪80年代初的家庭加工业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工厂＋专业市场”的温州模式，都有后来者在学习，“但温州人精神是学不去的。”刘剑这样认为。他将温州人的特色“对号入座”到四大名著中，《红楼梦》中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水浒传》的忠、义、勇、《三国演义》的斗智斗勇和《西游记》取经的团结精神等。

　　很多非温州人要求加入温州商会，都无一例外地被拒绝。反之，温州商会的“排外”正是温州人团结的表现，“隔着一丈远的两个人，只要都说温州话，距离立刻缩短。”刘剑所言并非夸张，最初的温州商会正是由几个温州老乡聚在一起的同乡会演变而来的。

　　【发展】

　　进入集团军时代

　　“我认为，商会是经济发展到某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刘剑说，这是行业内部有序发展的需要。个体企业在起步阶段因单纯追求经济利润，导致无序恶性竞争，使得两败俱伤。这就要求有中介组织调节，让权力政府去充当中间人，显然不合适，商会便应运而生。

　　更复杂的经营需要更高级的组织形式。商会成为现实需要——除了保护自身权益，众多已完成原始积累的异地温州人更迫切的需求是组织起来，集体性地获取信息和资源，以降低成本和风险。

　　温州市外经贸委一份总结材料中认为，商会的成立，是温州企业家们由家庭作坊式的分散经营向团队精神和整体意识过渡的开端。仅温州现在就有130多个商会和行业协会，这些民间组织正以积极的姿态活跃在各种经济舞台上。

　　同时，在全国乃至海外各地经商办厂的300多万浙商也在全国各个省份以及大中城市建立了无数个商会。这些民间团体如今成了他们在异乡合作创业以及与当地群众沟通联络的新“家”。目前欧盟、美国、阿根廷等地也建立了温州商会。

　　“温州商会从一个保姆变成了服务员，现在已经发展到集团军的时代。”刘剑如是说。

　　各有所求之下，异地商会自然而然成为当地政府与温州资本之间的通道。每年到温州的千余个外地招商团，大部分经由商会安排。

　　温州商会主要承担了行业自律、维权、组展、服务、协调、管理六大方面的任务。商会由普通会员、理事会员和副会长、会长组成。会费按照不同级别，多寡不同，除会费之外，经费可由会员捐赠补充，原则完全沿袭近百年前的“自行乐输”。

　　资料

　　温州商会创于20世纪初

　　实际上，现今的温州商会并非横空出世。早在1906年温州商务分会就已成立，宗旨是“保卫商业、开通商情”，经费“由商家自行乐输，就贸易之大小，助捐费之多寡”；商会会长由“勤奋得力为众商所信服推崇者”担任。

　　90多年之后，温州商会依然延续了清朝时的基本模式。

　　1995年，第一家温州商会在昆明成立。

　　截至2004年，全国各地已经诞生了102家温州商会。

　　广州分会孕育四载始落地

　　经过四年筹备，2002年底，在广州投资经商的温州籍企业家，成立了“广州温州商会”。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成立了服装、日用化工、五金皮具、工艺礼品、电子电器、钟表、汽摩配件、美容美发、眼镜等十多家分会，基本涵盖了温州籍经营人士涉猎的行业。

　　据了解，目前在珠三角地区从商的温州人在20万以上，其中活跃在广州市场的有5万多人。

　　观察

　　温州商会面临市场规范的挑战

　　温州商会现象引人注目，还缘于两个思考：其一、商会作用的凸显，是政府作用的缺位，不得不由商会来补足；还是政府有秩序地退位，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其二、温州商会能否促使政府一视同仁地在辖区内保护私有产权，进而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对于这两个稍微敏感的问题，广州温州商会会长刘剑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指出，中国的商会与国外也存在差异，国外是“小政府大社会”，中国更多是两个班子一套人马。

　　如果说温州商人的“务实灵活”和“无规则”，极大地契合了这个转轨时代的特征，并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那么，温州人游刃于体制内外的窄缝之间的经验，则使他们更寻觅到了契合这个时代的某种游戏规则。

　　“很多规则是从商会中来的。”刘剑说，商会因此也具有了自我管理的功能。根据刘剑提供的资料，广州温州商会从权力机构到行政机构，到党支部、顾问团体、基层行业组织等都形成了良好的运作架构。“以前温州人做生意大多‘沿红线走’，但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必然面临着规范的问题。”四川温州商会会长何必奖为此很担忧。

　　更有人担忧会出现“大会长，小商会”的现象，“商会毕竟有个人利益与整体商会利益的冲突，人的素质也不一致。商会容易从温州商人的整体资源变成个人资源。”一不愿具名的会长说。

　　商会的发展仍面临着制度的瓶颈。2002年成立的广州温州商会经过四年等候，让刘剑体会到了当地政府扶持的重要性。

　　对各地温州商会来说，如何继续维持世界知名度、提高档次等也都是目前需要关注的问题。何必奖指出，这需要商会围绕着各自的运作情况和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交换经验。他提议在第三次年会上搞一个论坛，给大家沟通的机会。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异地温州商会，主要由民间自发组成，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被众多观察者期许为中国社会中的“第三种力量”。而这“第三种力量”将如何发挥作用？这已经是一个市场的问题了。

　　撰文／本报记者　李银　实习生　郝黎

　　责任编辑：张克然 姚虹（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