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尚须市场化推进

　　国际金融报记者 贾南 发自上海

　　喧闹的淮海路上，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商店旁边的巷子深处，还有一个幽静安详的大院子，那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所在地。走进这个院子，上海人逛的商业街———淮海路上的繁华与喧闹仿佛都已丢在了门外，难得的闹中取静。社科院大楼是典型的建国初期建筑，楼里宽敞的楼梯和高高的屋顶，总给人以大气踏实的感觉。

　　记者采访的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经济学院院长袁恩桢教授本身是上海社科院老一辈的研究员。尽管袁教授已经从社科院的职位上退下来，但他现在还在担任着上海市经济学会的会长以及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顾问等职务。袁恩桢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统计系，曾供职于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袁恩桢教授已是67岁的老人了，但他精神矍铄，说起话来思路清晰。

　　袁恩桢教授是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专家，采访自然从国企改革开始。

　　记者：您是国企改革方面的专家，您是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状况的？

　　袁恩桢：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可以说是与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步。20余年来，尽管国有企业改革从不间断，尽管国有企业的机制状况也有较大改变，尽管中国国有资产总量也在增长，尽管部分国有企业也取得了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成功，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国有企业情况却并不理想。

　　一是国有企业利润率急剧下降。二是国有企业负债率急剧上升。三是国有企业亏损面急剧上升，到上世纪90年代末，亏损企业几近一半以上。

　　记者：您认为，我国国企改革的效果不佳，这是为什么呢？

　　袁恩桢：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未停止，但国有企业的总体情况还是不佳。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与外资等非公企业，几乎每年都以20％甚至40％的速度增长，而国有企业却增长有限，并越来越陷于困境。

　　我不同意社会上的那种说法，所谓公有制与市场经济难以结合，国有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改革。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严重滞后，并由此伴随而来的发展滞后。

　　国有企业问题的根子还是在政企不分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或者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严重滞后。其主要表现有，一是国有企业缺少自我发展的全部权力。发展权应该是作为企业的最基本的权力。而中国大批国有企业改革至今，涉及企业重大发展的决策权常常也不在企业手里，而是要层层上报审批。由于企业发展的重大措施只能逐级上报，让事实上并不太了解企业特别是市场的上级去作出审批与决策。不少企业发展的重大机遇，可能就在这一漫长的审批过程中丧失了。相比于非公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快速决策机制，不能不说是国有企业的一个极大的短处。

　　二是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市场选择远未完成。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经营者的优劣常常会关系到企业的兴衰存亡。多数的国有企业领导者仍由上级领导部门认命，而不是经过市场选择。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任命企业领导人的方式，已完全不适合市场经济的环境了。

　　三是企业激励约束机制远未到位。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本应是董事会或者说企业法人治理范围内的权限，但现在是有关地区政府部门常对企业经营者的报酬规定最高限额，其出发点是为了避免与机关等各方收入差距拉得太大，但却没有考虑对经营者的激励完全是企业行为，是企业董事会的权限，企业激励力度是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

　　四是企业集团形成的人为因素过大，企业链太长。如果权力过分集中于集团公司，在当前社会生产力与经营管理水平下，必然会挫伤下属企业的自主权与积极性。

　　记者：国有企业改革还远没有到位，其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您认为解决您刚提到的那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袁恩桢：我认为主要的解决办法有，一是充分落实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监督的全部职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不再插手企业经营、管理的具体事务。

　　二是国有资产管理监督机构要以全新的方式管理所属的国有资产，不能妨碍企业所投资企业法人自治权的发挥。

　　三是全面推行经营者的市场选择与真正落实董事会对经营者的任命制度。加速推行董事长的市场选择与聘用制度。

　　四是在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兼并组合、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多点企业因素、市场行为，少点政府操作。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7月16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