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来水提价的“大理由”(图)

淮河远处的船家photobase

　　本报记者　王尔山　北京报道

　　首先必须给自然资源一个合理标价，

　　一个例子是北京正讨论提高水价，

　　因为如果你不能认识到自然资源的价值，

　　你就没有保护和不去污染这些资源的激励。

　　10年后，2004年5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项目主任、中国环保问题专家易明（Elizabeth　C.Economy）的新书《河流发黑：环境对中国前途的挑战》出版，第一章题为《淮河之死》，以治理淮河的历程作为例子解释中国遇到的环境问题。

　　她写道，中国国家环保总局2002年年报显示国内7大河流体系有5个严重污染，超过70％的水不适合人类接触；国土沙漠化速度与

　　1970年代相比增加一倍，超过25％的国土已经变成沙漠；每年由于环境恶化造成的损失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8％～10％，相比之下每年实际用于环保的投资

　　只有国内生产总值的1.3％。

　　5月27日，易明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分析治淮过程有什么教训值得吸取，指出这首先是一个观念问题，比如一个重要而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在于中国的环境问题长久存在，并不是由改革引发的，中国已经没有资本走美国开发西部的路子，说什么“先发展再环保”，环境问题到了危险时刻。她认为当务之急是要给自然资源一个合理标价、加强地方监管和加大环保投入。

　　给水和其他自然资源标价

　　《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你在《河流变黑》第一章描述中国治理淮河的曲折经历，在你看来淮河作为一个案例有什么教训值得记取？

　　易明：我认为治淮历史提出几个相当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到中国的环境问题并不是由改革引发的，很多问题早就出现，比如淮河问题已经存在几十年，其他地方的一些问题甚至持续了几个世纪，中国的环境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很多人没能认识到这一点。

　　其次，中国仍然依赖发动运动的方式对付严重的环境问题，效果始终微乎其微，因为这些运动从一开始就没把地方官员团结进来，也就没能得到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加上中央未能提供必要的资源，运动很难充分进行到底。

　　第三，当地官员难以平衡经济发展的需求与环境保护的需求。简单说就是他们不想为了保护环境而冒减缓短期经济增长的风险，所以他们不愿意强制要求工厂使用污染控制设施，也不愿意在工厂未能达到排放标准时关闭它们。

　　最后一点是显示中国正越来越依赖民间力量应付环境问题的挑战。随着从事环保事业的非政府组织崛起，他们将在促进环保措施落实和提起政府关注两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就是我们能从淮河得到的教训。

　　《21世纪》：前面你提的第一个教训属于历史问题，我们恐怕无能为力。第二点是运动思路，如果这不可行，在你看来跨地区合作应该怎样进行，如你在书中所说，问题之一是中央一级的环保或治淮委员会没有多少权威或资源。

　　易明：我认为中央政府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应付这类挑战。首先必须给自然资源一个合理标价，我就听说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此事，一个例子是北京正讨论提高水价，因为如果你不能认识到自然资源的价值，你就没有保护和不去污染这些资源的激励。我认为第一步就是给水和其他自然资源标价；其次，加强地方监管的力度，而这里的问题在于地方环保局隶属地方政府，常常受到压力，不能严厉惩罚违反排放规定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是当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如果中国可以建立一个系统，使地方环保局真正接受国家环保总局的质询，地方环保局的权力也会有所加强。我在研究过程发现目前的情况完全取决于市长或省长是不是特别在乎环保，如果他们在乎，地方环保局的权力就会大一点，如果他们不在乎，地方环保局就无法跟更强大的计划部门或公司较量；第三，中国应该加大投资力度。而且只能从中央一级着手，不能指望地方，因为国内还有很多地方很穷，没钱，只能由中央投资。我认为这3点是最有必要改变的。

　　漂浮在淮河淮南段境内的死牛犊。photobase

　　让从污染中获利的企业出钱

　　《21世纪》：你提到地方政府存在偏袒企业的激励，将短期收益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没钱就什么也做不成，包括环保。怎样才能扭转这种状况？

　　易明：他们当然愿意着眼于短期收益，而且你说得对，钱如果不是来自经济发展，还能从哪里来？答案是这样的，首先应该看到中国拥有大量国际援助和贷款，主要来自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全球环保组织，传统上中国一直是国际社会环保援助和贷款的最大接收国。但是当然了，国际社会不可能提供清洁淮河所需的1000亿美元。那么这笔钱应该从哪里来？首先应该来自那些从污染当中获利的企业。国内外一致认为中国尚未建立一个管用的收费体系，促使企业产生停止污染的激励。现在的收费如此低廉，以至于企业一再认为继续污染并缴纳罚款比改变生产方式更加划算。你必须建立真正具有遏止力的罚款制度，最起码要抵消污染带来的短期收益，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改变观念，减少超标排放。中国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该投入相当于GDP2.2％的资金用于环保，这只是确保情况不再恶化所必需的最低数目。但现在的实际投入只有1.3％左右，相差太远。一方面你要改变激励机制，让企业意识到污染并缴纳罚款并不划算，另方面你要从中央一级改变资金分配的比例，使环保事业获得更大的份额。

　　《21世纪》：不过正如淮河流域一些中小企业抱怨的那样，市场竞争激烈，实在拿不出钱进行环保改造；如果它们破产，地方经济一定会受影响，曾经抱怨企业污染环境的人民也会发现自己仍将继续受害，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易明：关键在于你必须明白你对环境做的坏事终将叫自己倒霉。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有所领悟。一个例子是大连前段时间出现旱情，严重缺水，到了不得不叫企业停工的地步。又比如北京开始实施耗资800亿美元的南水北调工程，为此河北省必须重新安置几十万人。还有，污染造成的疾病也是要钱医治的。所有这些问题在企业的盈利能力里面都没有反映，如果有所反映，我相信企业的利润就会明显下降。就说缺水一事，如果你因此停工或不能将货物装船从甲地运到乙地，你就赚不到钱。问题在于人们没能立即意识到这类成本的源头就是污染，而污染是要我们付出沉重代价的。比如酸雨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达到150亿美元——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开始将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计算在内，你的观念就会改变。这类成本应该引起重视，并且以一定方式体现在企业的经营成本里。不错，企业的利润确实会减少，但所有企业都不例外，因为它们的经营条件是平等的。有人喜欢说跟环保做法相比，污染是比较廉价的生产方式，能多赚钱，事实却是长期而言环保的成本并不比污染高，反而更便宜。比方说能源效率如果提高了，经营成本就会下降，长期而言是要赚钱的。

　　中国西部不是美国西部

　　《21世纪》：这么说你一定不同意只有先发展才有钱保护环境的主张？

　　易明：每次谈到环境这个话题，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这个观点。有人说美国西部也是先污染后发展，现在轮到中国了。可中国的起点跟美国不一样，这也是正确了解历史的意义之一。美国进入高速增长和产业化过程时，整个西部还是干净的，没有丝毫环境退化问题；中国西部却不同，已经高度退化、高度污染。中国有1／4国土是沙漠，美国没有，说到底中国没有资本再走美国开发西部的老路。又比如北京，现在有200万辆汽车，今年年底会达到300万辆，这意味着北京政府通过将污染企业外迁而净化空气的努力很快就会被抵消一空。要知道，中国的国土面积跟美国差不多，人口却有13亿，美国只有2.9亿，这是个巨大的差别。

　　《21世纪》：看来环保也只能从中央一级发起，因为很难指望人民或企业自发地充分认识到整个情况的严重性。

　　易明：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基本上就跟经济发展的手法一样，就是建立一个小型的中央机构，向地方官员放权，邀请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参与，对外寻求国际社会援助。问题是地方官员比较容易认识到经济迅速发展的好处，比较难以理解环境保护的意义。所以我认为中央机构的权力应该更大一些；国家环保总局拥有非常聪明、富有才华且全心全意投入环保事业的人，都很了不起，但这个负责13亿人口大国环保大计机构的全职员工只有300名。在美国，有6000人为环保局工作。确实需要增加人手和资源，加强国家环保总局的影响力。但这并不是说我认为环保工作只能从中央一级开始。中国今天的一个最重要改变在于非政府组织崛起，人们开始自发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行动。一定少不了他们，这是环保的一个关键部分。但我同样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在环保事业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自己唱主角

　　《21世纪》：关于污染的源头，有一种说法是随着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要为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承担部分环保成本，你同意吗？另方面，如你在书中所说，沙尘暴已经从中国吹到韩国和日本，甚至抵达美国，意味着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超越国界，成为全球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会不会成为加强国际合作的另一个激励？

　　易明：首先你不能将跨国企业一概而论。不错，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跨国企业，它们在中国的做法也很不一样。只要仔细研究国家环保总局的说法就会发现，最受批评的企图向中国内地转嫁污染的跨国企业并非来自日本、美国或欧盟。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当严格的环保标准，哪怕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但基本上这个说法还是成立的。而当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他们使用同样的设备和技术，他们不会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水平的技术，那不划算，所以不能认定跨国企业都将自己污染最重的工作转到中国。中国产品如此廉价并使美国消费者得到好处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制造污染的工厂不必遵守严格的环保标准。这是事实。但在美国也有激烈的争论，因为我们不仅关注12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也有许多人愿意看到中国遵守更加严格的环保和劳工标准，那样的话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就会减弱，我们也就不会有外包的问题了。

　　最后是国际合作，从1990年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写关于中国与全球环境变化的论文开始，我研究中国及其环境已有14年，我能说的是永远存在加强国际合作的空间。但在此时此刻，考察过国际合作的发展历程之后，我同样相信中国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因为如果中国不能加大监管力度，那么无论国际社会投入多少人力和物力都是没用的，只能白白浪费。现在有很多国际项目正在进行，比如我参加了为北京奥运会设立的一个新项目，是关于野生动物贸易的，目的是引起大家对濒危物种贸易问题的关注。这是由美国一个叫做“野生援助”（Wild　Aid）的组织发起的，很令人振奋，因为他们会请中国奥运代表队的体育明星来讨论物种贸易。我很高兴参与这个项目，但坚信要想改变局面，首先还是要让中国人民和政府提高环保意识，各级政府都要加大对环保的投入。国际社会当然非常重要，也能从你可以想象的各个方面给予援助，包括起草中国法律和能源效率规章、处理可交易污染许可证问题和其他一些示范项目，但国际社会大概只能起10％的作用，说到底还是要中国自己唱主角。

　　《21世纪》：你大概也听说围绕怒江大坝而展开的争论，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暂停，反对的声音当中就有“环保主义者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老话，你对此有什么看法，你觉得应该由谁来帮助当地人民脱贫？

　　易明：我相信这跟三峡大坝一样，有不同方式可以达到同样目标。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一是你有没有必要建一个那么大的坝，能不能改为建多个小一点的坝，能不能找到其他方案，那片土地是不是值得淹没。这一争论总有两面，关键在于大坝的更长期的影响是什么，怎样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对下游居民又怎样。这些事情必须综合考虑，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一样。比如我们仍在继续俄勒冈要不要建水力发电站的争论，主要是当地渔民反对，这个争论每年都在美国上演，至今仍未解决。这类争论总有多面性，但无论你决定走哪条路，一定要充分衡量其后果，这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及其领导人的责任。比如怒江大坝项目，已经有15000人通过网络签名表示反对，这是一个重要的声音。但你说得对，必须把这个声音跟可能从电力得到好处的人结合起来，看看整体影响究竟怎样。围绕利益总会引起争议，也总有决定要做。

　　中国环保问题专家易明

　　《河流发黑：环境对中国前途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