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似乎正在好转。
5月以来的宏调数据虽尚不足以开个“庆功宴”，但其反映的效果还是令人振奋的：5月当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390亿元，同比增长18．3％，增幅比4月当月回落16．4个百分点。
虽然发改委、银监会在国务院领导下均参加了这次宏观调控，但央行显然功不可没：5月末，广义货币（Ｍ2）余额同比增长17．5％，比上月末低1．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Ｍ1）余额同比增长18．6％，比上月末低1．4个百分点。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并表余额同比增长19％，比上月末低1．4个百分点。
这个结果似乎也令央行行长周小川较为满意。他日前表示，从整体看，宏观调控政策已在控制投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不过，在这些经济数据总量均呈大幅回落的情况下，一些结构性的隐忧也浮出了水面，甚至有使本次宏观调控效果大大打折的迹象。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5月末，人民币贷款中的中长期贷款增长32．7％，增速依然较快。而5月当月人民币新增贷款1132亿元，同比少增1404亿元，其中，新增中长期贷款850亿元，同比仅少增54亿元。
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5月人民币同比少增贷款中，新增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同比少增1253亿元，几乎占5月全部小增贷款1404亿元的89．25％。与此对应的是，新增中长期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67．84％。
这说明，此前一直引以为患的投资贷款并未有效压缩，各商业银行压缩的仅是流动资金贷款。显然，这是央行不愿看到的。
商业银行和宏观调控部门的这种博弈无可厚非。作为一个以利润为核心的微观主体，其短期贷款收益低，风险大；中长期贷款收益高，风险相对较小，而且还可使新的不良贷款短期内难以暴露。这比较符合相当一部分商业银行对当期利润及不良贷款考核的需要。
更为重要的是，前期投入的中长期贷款尚处建设期，如果此时硬性停止贷款，那么过去投入的贷款将立即变成当期坏账，这是商业银行无论如何也不愿面对的结果。
不过，商业银行的这种“轻短重长”的放贷行为十分危险。首先，这种行为影响了部分急需流动资金的“健康行业”，因流动资金短缺而无法正常运转，从而伤害当前的经济的良性运行；其次，势必在调控力度稍缓之后，引发新一轮投资过热，毕竟，银行和企业都有这样的冲动；第三，将使此前央行一直引以为忧的存贷款期限匹配问题进一步加剧。
与投资总量回落16．4个百分点相反的是，1～5月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9257亿元，同比增长33．3％，增幅比1～4月回落4个百分点。这样的数据是否意味着此轮宏观调控的主要效力作用在了民间投资主体上？如果是这样，本次调控实际上进一步扭曲了国有与民间的经济比重结构。
或许正因为民间经济体并非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的主要关照对象，故此次尽管投资总量回落较快，但中长期贷款规模却未同步回落。
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日前在武汉调研时指出，央行掌握的调节工具主要是总量政策，因此要做好总量调节方面的工作，也要高度关心结构性问题。但他同时指出，结构问题更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套，而不是货币政策所能全部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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