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平新乔对话“中国财税制度改革”实录二

　　新浪财经讯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新浪网、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和国际金融报共同举办的“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将于12月1日开幕。龙永图、林毅夫、张维迎、易纲、樊纲、海闻、宋国青等20余位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将陆续在新浪网嘉宾视频访谈中心展开对话，回顾2003年的经济焦点问题，展望2004年经济和政策走势。我们期待：关于经济学诸多现象的疑问和困惑在这里得到解答……

　　12月22日19：00-20：30，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平新乔教授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对话“中国财税制度改革”。以下为聊天实录：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平新乔教授

　　平新乔：我同意贾所长所说，税制优惠是很好的机制，包括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成立乡镇企业以后，都有一些相关的优惠政策，哪怕将来统一税制，内外资企业都一样，政府还要有豁免税的许可，用这样那样的优惠做一些调整。这个情况在哪个国家都有，不应该一刀切，但体制上应该有原则，如果没有集中的话，也就没有灵活度。我们的优惠更多的是针对外国投资商，如果外国投资商把这个作为它主要的动力，就显得他的投资项目不见得有多少竞争力，他要考虑长远的竞争力，长远的盈利潜力。我想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产品也在升级，原来80年代、90年代初的加工贸易政策，我们现在达到了制造业大国更需要技术含量高的项目的时候，这时候想的是其他方面的优势，或者是法制环境，优惠的方面他应该想到，这么多年了，也应该相应的做一些调整。

　　我想这个事情，第一是统一。

　　主持人：我们理解税制的统一，是不是不仅仅表现在民意税率的相同，这个民意税率是否会相同，除了这个之外，还会不会有别的，比如外资企业税前的抵扣都要趋于相同呢？

　　贾康：应该说总体上完全并轨，那么在税率上也是普通使用外资企业的税率，或者一套具体规范税率的办法，优惠也不分内外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规定政策。这是一个方面。

　　主持人：你认为统一的税率定在什么程度比较合理？

　　平新乔：具体的等有关部门发布。这个问题也在做研究，但都是建议。

　　贾康：因为逻辑上是这样的，原来的内资企业到了一定规模以后，就是标准的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外资企业普遍享受15%的税率，现在并轨的话，往15%并，不成，对财政的冲击太大，往33%并，对外资的影响太大，中间要找一个能过得去，权衡下来一个具体操作的数量值，这个数量值得让有关部门来发布。我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往空间靠，比15%可能会高一些，但是从低成本角度说，高得越少越好。如果测算来测算去，百分之二十能解决问题，那何乐而不为呢？23%、25%找一个这样可操作的水平。

　　主持人：内外资并轨的操作是不是要在增值税的转型之后才能推进呢？有没有前后的问题。

　　贾康：我个人认为没有制约关系，如果时机成熟了，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之间的并轨，一定要排先后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

　　主持人：如果这两个税制统一改革了以后，我们国家的税收的收入是不是会有大规模的下降呢？这方面我们会不会有相关的估计？

　　贾康：对税收的冲击肯定是有的。增值税转型是减少税收的措施。企业所得税是看它的量具体定在哪儿、定在什么位置，才能看出对财政的冲击到底是多大。

　　主持人：平老师是不是认为这两个税制有先后的顺序，还是同意贾所长的看法？

　　平新乔：我同意贾老师的看法，因为这两个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流转税上的改革，就是把固定资产投资这块税收要抵扣一点，第二，所得税上面要统一内外资企业的待遇。但是如果在执行部门，在税收的设计部门，为了避免对国家税收总额冲击太大的后果的时候，是要量力而行的。比如我们国家2002年是一万五千亿元的税收，不能搞成一万亿了，减很多是不行的。这里面有几千亿的增值税，交税的时候可能少了一两亿、千把亿的情况可能是有的。但是比如说内外资的统一，我们有几千亿元的税收。又比如我们企业有3000亿的所得税额，具体怎么设计，设计完了以后我们还是保持在3000多亿所得税额，就是不要把税收大幅度降下来。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大致估出来目前税率应是多少，这样很可能就是23%、25%左右，这是不是合理？企业还是觉得太高。这个问题就有一个怎么权衡企业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的问题。目前整个中国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都觉得税负太重，都觉得自己受了歧视，民营企业觉得自己交的所得税是最高的，外资企业也不觉得低，国有企业更不要说了，因为它觉得自己是老大，像家里的长子一样，承受了家里的负担，2000年以前，整个税收占了60%，因为他是长子，整个家里的负担他要负责，他会觉得我做了那么多的贡献还吃亏，就会有怨气。所以怎么样的所得税率，可能就是25、27%，但是从全企业整个发展的轨道来讲，要好好商量。这个事情不能太武断和匆忙，要好好设计。

　　主持人：基于我们税收的情况，来考虑我们减税的空间，明年我们有条件推出的有哪些减税的措施？

　　平新乔：增值税的转型是可以做的，消费税种类的某些扩充，比如说汽车、汽油，有些东西可以增加一点。目前老百姓关心的是增值税转型的涨价，但担心的应不是这个，主要担心的是消费税，消费税是能够在目前的价格体现出的一个税种，只要我们流转税税制不变，在这个前提下，增加消费税的品种肯定会涨价。美国的老百姓在买东西、消费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交了税，而我们中国的生产环节的税没有减，比如老百姓买汽车的时候，企业本身也交了税，老百姓还要交税，这可能是为了适当限制消费，调节一些其他负面带来的作用。但是如果消费税普及面大的话，流通环节的税收并没有减少，老百姓掏出的钱就会增加。所以目前增值税的改革是可以做的，个人所得税的面的扩大也是可以做的。还有其他新增、加强征管方面的内容，总体上来讲，可能弥补由于增值税的转型造成的税收方面降低的效果。总的来讲GDP上升，明年GDP往上走，这是最关键的。只要这个往上走，税收总额明年会上升，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怎么把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主持人：贾所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明年增加的税种或者减少的税种，以及减少的幅度是多少？

　　贾康：我注意到一些网友提出的担心，刚才平教授已经说了，消费税如果扩大了，会不会增加负担，就像大家所说的，在这方面不应该想得那么严重，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消费税是对特殊的品种开征的，也就十几种，比如说烟、酒、烟花爆竹、化妆品，像这些带有特殊性质，国家做了一个予禁于征的调整，或者带有特殊嗜好或者带有往奢侈品方面的靠近的，比如说珠宝进行调节，如果只挑几样进行扩大，不会扩及到基本的穿衣、吃饭问题，不会纳入调整的范围。所以一般来说，不会受到影响。明年消费税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可能是增值税的转型，但是这个转型不是一步到位的方式，比如说东北老工地基地若干行业里先允许投资形成的设备所含的税金进行定项抵扣，厂房可能以后再说，可能会分步走，在面上有一个特定的区域，但是是分步走。这种事情不会拖得很长，像平老师说的，如果一个点上做了，后面跟不上，就是会形成一个特区，久而久之就会有负面的影响，我们要慢慢一步步扩大，所以从操作上考虑怎么接近远景目标，把具体操作上的事情周密设计以后，循序渐进地展开。

　　主持人：您认为内外资税制统一，明年可能还不会展开了？

　　贾康：这个话不能这么说。因为大的道理大家都认同了，要点在三中全会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具体什么时候出来，要看相关的部门来说。他们没说之前，路子、方向已经清楚了，要点大家也有共识了，我们要等待这方面的信息。

　　主持人：中央在做决定的时候，顾虑什么呢？

　　贾康：管理部门要考虑很多复杂的因素。

　　平新乔：作为中央部门来讲，如果退税的改革太多，从税收部门来讲，就是要掏钱，也可能降低自己城市的收入。所以想到，有些的改革是可以增加税收，有些改革可能会影响税收。从宏观上讲，基本的约束条件就是不能影响总体的政策规模。我想搞理论的、搞实际操作的同志，包括官员，包括老百姓都应该认可的规则，就是我们目前的税收水平不要降低，这是维持我们国力发展，经济发展需要支持的一方面。

　　贾康：政府履行职能要有一个经济作为它的支撑后盾，我们的经济增长是比较旺盛的，随着每年的经济增长，每天有一个增量，少增一点是可以的。所以在操作方面把这个衔接好以后，再审时度势，把具体措施宣布出来。

　　主持人：税制改革提到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这方面怎么理解呢？

　　贾康：这个大的方向勾画清楚，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理论界也讨论多年了，这次三中全会决定把这个非常清晰的原则摆在这儿，就是我们的农村向社区转型。很显然，现在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按照这样的原则，它的前景就是归于取消。今年在很多地方根据情况调低农业特产税的税率，甚至有的地方也在考虑取消这方面的安排。明年考虑比较普遍的是取消农业特产税。农业税今后的发展方向是降低农业税率，降低农业税率的同时要把城镇普遍适用的税率往农村发展，在一些农村区域的社区成员收入已经非常高了，但是他们那儿没有必要交个人所得税，也是显然不合理的。大多数的中西部地区还是欠发达的，但是即使在欠发达的中西部的农村，也能找到现在发家致富的例子。以后如果个人所得税不论城镇还是乡村，该交的都交，这就是统一的状态了。还有以后如果农业税的税率不断降低，最后取消了。那么农村区域的生产经营活动要什么税来覆盖呢？那就要跟城镇一样，有增值税、营业税，如果办企业，有企业所得税，应该这样把乡镇和城市走到一个税制的轨道上去。

　　网友：现在的分税制是以生产性增值税为基础的机制，如果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分税的基础会改吗？

　　贾康：这个问题表述上可能有问题，分税制有很多类型的税，但是从财政体系上都要界定，什么是国税、什么是地方税、什么是共享税，我们现在就是共享税，中央拿75%，地方拿25%，增值税改革以后，这个还没有改变。

　　主持人：增值税作为调节收税的一个手段，有人认为，这个税过多的考虑公平而没有考虑效率，这个税也已经成为中西部差异的一个原因。平教授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平新乔：我觉得很难说，光考虑效率不考虑公平的问题，效率上也有问题，比如说整个企业负担太重，也有效率的问题。至于公平，收入公平，就是在统一收入水平上，交的税、税负就应该一样，比如说平均GDP这个水平上，交的税收、负担就应该是一样的。收入高的人就应该多交一些，因为他负担得起。低收入的人就应该少交一点。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相反的。比如说我们讲的宏观税务负担，分母是GDP，分子是这个地区税收总额，这叫税负嘛。我发现到上海、天津、广东、辽宁这几个地方的税负的比率是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广东是17%，这几个省的税赋和GDP的水平都比较高。但是东部除了这五个省市以外，其他的省市都是10%以下，浙江是11%，福建也是低。但是西部宁夏高于全国的税赋，我讲的是宏观的数字，云南因为是烟草大省，所以26%，也是高的，但陕西也不应该是这样，他的税负水平也是高于全国水平的，还有新疆等等。我们现在GDP水平比较低的省市，税赋对GDP的比重是高的，这样就很不公平。至少西部这个地区，这几个省市的税赋和GDP的比重就是高的。我讲的是国税，如果是地税就更不得了，地方地税如果跟当年的GDP比更是不得了，所以这是税制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问题。所以这就是很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西部地区不应该有这么高的税率。原因是三类产业税率不一样，农业税率低、服务业税率也比较低，税率比较高的部门是制造业，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扣除不到位，所以造成工业企业的税率比较高。像老工业基地有些企业没有进行转型，这样的企业税赋就比较高，这对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产业也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制造业的税赋就是高的，有的地方为了操作、为了鼓励企业上市，如果你上市就给你外资待遇，现在财政部对这些不规范的做法有要求，所以有不到位的地方，如果看到了就进行改善。下一步体制改革就要把这些不足的地方搞规范一点，为了不让地方政府搞得不规范，就要照顾到地方差别、就要照顾到西部地区、贫困落后地区的一些困难，所以它的税赋就应该调一下。我想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还有农业税的问题，农业税今年讲的是特产税要减，明年要取消。特产税占总的农业税里面大概三分之一左右。农产品特产税如果降下来的话，等于是大农业的三分之一的税就取消了，所以变小一点，调低一点。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农业税彻底到了修养生息的时候了。

　　当然中国的地方税不到位，地方税没有强的税种，现在对地方税抱怨很大，说什么三提五统，我查了一下每年不到400亿。这个量级主要是用于小学教师，因为县以下的有600多万的教师，那么，3、5百亿相当于教师每月拿几百块钱，农村的600万小学教师，如果每人每年收入6千，就是几百亿。所以说是税权和税制没有调节好。去年我们的地方税制中营业税是1700多亿，所得税1200多亿，增值税1300多亿，加起来4000多亿，就占了三分之二左右，这是地方的情况。现在是这种税收结构使得地方保护自己的企业，因为当地的税收主要是依靠这些企业，所以要保护这些企业。地方政府是跟土地、资源、房地产、不动产资源的联系，但它们不是主要税种，房地产税不过200多亿，这种小税种不能够让地方很有力的承担起公共财政的职能。所以地方政府就会有意见，尤其是贫困地区，现在中小学教师现在是县统筹，我觉得由县级解决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支出问题也不成，全国的贫困县太多了，最富的601个县，这601个县财政收入加起来都不到一千亿，平均下来一个县就是1.5亿元的收入，如果低于一个亿的政府要维持行政开支怎么行？肯定是漏洞百出，现在中国的整个财政体制的环境决定了有那么多事件。现我个人的意见，现在应该是省统筹。像教育卫生这样的支出，如果目前由中央拿出2％左右，省拿出8％左右，县以下拿出70％、80％，那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做不起来的。如果讲公平、效率的话，我这里讲的即是公平也是效率的问题，既影响积极性，也影响效率。地方税在90年代改革的最大问题，是地方税种不够完善。这方面贾所长已经很权威，财政所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

　　贾康、平新乔对话“中国财税制度改革”实录一

　　贾康、平新乔对话“中国财税制度改革”实录三

　　

2003年12月1日至24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新浪网、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和国际金融报共同举办“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图为12月22日，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平新乔教授(左)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对话“中国财税制度改革”。(图片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