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北京市进行六宗土地拍卖。不出各界所料，这次涌现出新科“地王”，而两会上总理、代表、委员对高房价的讨伐声，言犹在耳。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也说明房地产市场已陷入癫狂状态，中国经济、社会很可能遭其拖累。

　　地王频出，首先说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已经铸下大错。近来人们关于房价的议论，多怪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贪婪的土地财政追求，确实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癫狂。比如，仅15日一天，北京市各级政府就获得了143.5亿元的土地收入。有如此巨额收入，地方政府当然会采取一切办法推动房价单边上涨。

　　尽管如此，对房市癫狂承担主要责任，还是当为货币政策当局。基于一些貌似有道理和另外一些也许站不住脚的理由，中央银行持续地实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廉价货币涌入经济过程，导致人们形成货币贬值也即通货膨胀的预期。为回避这一风险，企业和个人争相涌入资产市场，在各种条件约束下主要进入房地产市场。这些资金同时通过多个管道流入：开发商获得廉价开发资金，投资者、投机者获得廉价炒作资金。由此，整个社会形成了房屋价格持续上涨的预期，这一预期支持了地价的快速上涨。

　　上述简单分析说明，地方政府获得的巨额土地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银行奉送上门的。当然，货币政策当局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也有自己的考虑。但当房地产行业积累的风险，包括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乃至政治风险已经足够大时，其他理由也许就该让位了。

　　北京新地王的身份结构则说明，经济结构的“再国有化”进程仍在加速进行当中。去年以来，有识之士提醒决策者、社会注意“国进民退”的趋势。有些专家、官员出来辟谣说，不存在这种现象。但这一次，京城三大“地王”均为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去年各地涌现的地王也基本上是大型国企。不用去看山西的煤炭产业强制合并，仅房地产行业发生的事实就已清楚证明，“国进民退”乃是一个已经发生、正在进行并将持续的现象。

　　这一再国有化现象的出现，有其内在的逻辑。先不管其中的政-经结构因素，单是货币政策就必然让国有企业修炼成地王。中央银行多发的钞票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内被均匀撒布到经济过程的各个环节、角落。这些新增货币沿着既有的政治-经济结构注入，首先获得这些资金的必然是那些享有特权的强势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即在此之列。

　　事实上，过去几年来一直存在、去年以来尤为显著的“再国有化”过程，皆拜通货膨胀政策之赐。考察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史就会发现，每一轮宽松货币政策，都伴随着再国有化进程。

　　分析地王的结构，还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结构正在迅速房地产化的可怕趋势。本次三大地王中，除远洋是专业房地产公司之外，另外两家新贵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中国烟草总公司。在当天昌平区的土地拍卖场上，竞拍企业中还有广告公司、抵押担保公司。非房地产行业的千军万马杀向房地产业，与民众争相涌入房市买房，构成了当下中国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企业和民众杀入房地产市场的原因可以理解：通货膨胀政策推动房价持续上涨，房地产行业的预期利润最高。事实上，在房价强劲上涨的预期下，只要竞得土地，无须进行任何开发，囤积上几年，企业即可成倍获益。没有哪个产业的回报会如此之高。民众同样如此盘算：买下一套房子，房价以每年20%甚至40%的幅度上涨，什么样的投资能有这样高而稳定的回报率？

　　然而，从治国的立场看，房地产业如此疯狂膨胀，太多企业、个人卷入房地产业，其命运与房地产的泡沫性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在积累经济与社会风险。房价越高，地价越高，风险也越大，政府可用于化解风险的政策工具也就越来越少。比如，房地产市场的资产价值越高，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回旋余地就越小，它会被房地产业挟持，只能单边维持宽松政策。现在的中央银行恐怕已经处于这种骑虎难下的困境中。

　　可以说，在舆论和政治的强大压力下地王已然再现京城，说明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形成了自我循环的逻辑，这个逻辑睥睨一切，因为它已经做得足够坏，以至于谁也不敢惩罚它。在这个逻辑支配下，房地产业变成了一个大赌场，全社会的财富在这里进行着一场逆向大转移：各级政府吸纳民众的财富；大型国有企业占有越来越多资源，挤压民营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收入较高、财富较多、可以玩房屋赌博的社会群体则在狂欢般的投资、投机中，持续地压低中低收入者所持现金的购买力及其可怜的财富的价值。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