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远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18日表示，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资源采取更多措施刺激经济，达到“保八”的目标。但他说，要尽量避免这样做，长远而言，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加大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徐林的这两句话无疑都很对，时下吾国应对危机的最大优势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高度控制，可以在短期内集中所有的资源达到政策目标，这已为中外所公认。然而，笔者认为，最有价值的还是徐林“要尽量避免用政府资源拉动经济”的判断，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无疑更具有深远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把徐林的话和当下热议的收入分配的改革结合起来，我们也许更能厘清其中的逻辑。在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化国民收入分配的调节成为2009年一项重要的改革议题。对于收入分配，大家关注最多的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非法收入、灰色收入、垄断收入等扭曲了分配的基本秩序，导致居民收入分配的整体结构中，资本所得超过了劳动所得，垄断行业所得超过了竞争行业所得，非法所得超过了合法所得等结构性问题。

　　这种分配格局属于居民之间在如何分蛋糕上的正义问题，而解决财富向少数人、向少数行业集中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对初次分配注入公平要素，通过体制改革等来逐步扭转。但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除了老百姓，国家也属于一方，而 “国”与“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失衡，也许才是导致目前经济内需不振，经济结构急需转型的更关键因素。

　　据经济学家李稻葵教授的乐观预计，到今年年底中国将在经济总量上超越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就资源的分享而论，可以通过几个数据我们来分析问题的所在：一是目前国有资产总额，按2007年的数据，为35.5万亿元(包括8万多亿元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解决就业人口为3600万，这其中并不包括农民群体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换言之，他们并不能直接分享国资利益；第二，改革30年GDP年平均增长9.8%，而居民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GDP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特别是近几年，财政收入更是创造了年均增长20%的高速度，也就是说，更多的增长成果为国家所掌控；第三，在政府改革滞后的情况下，二次分配意味着政府支配了更多的资源，这很可能会再次导致寻租等非法收入，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格局。这三组不完全的数据说明，GDP增长的成果不仅仅体现为被少数人直接分享，更重要的体现在被“国家”掌握而不是被“居民”直接分享，从而造成内需不振的状况。比如，目前经济从表面看是因为出口的滑坡导致产能过剩，但深层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国家占有了资源的大部分和居民购买力低下构成反向相关性，从而导致内需的萎缩。

　　既如此，解决结构失衡，就应该在“民富”上下工夫，将政府占有的过多的资源向民众转移。目前采取的做法是继续让财政、信贷等资源向政府倾斜，这未必有利于解决失衡的分配格局，反可能随着政府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加强，进一步压缩民众占有资源的比例，进一步造成内需的萎缩。而且，在地方政府资金吃紧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投入越大，意味着地方政府配套的资金越多，这些资金，很可能挤占本来用于居民福利的预算，进一步压缩居民的福利空间。因此，通过政府资源拉动经济的结果就是：“保八”无忧，而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从投资拉动到内需拉动的目标很可能无法实现。

　　依靠政府拉动经济，完全是无奈之举，切不可将其拔高到制度优势的层面，更不能将结构调整的重任完全寄托在这上面。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平衡“国”与“民”之间的财富分配格局，解决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夯实财富回归民生的制度基础，其意义不言而喻。(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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