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2008年改变了世界。本报获授权，独家刊发国际著名投资人索罗斯最新反思的中文版

　　不仅美国愿意长期维持对外赤字，其他国家同样愿意长期保持顺差。当前的金融危机不仅结束了这种发展模式，而且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种体系是多么不公——美国是危机的发源地，外围国家受到的损害却更严重

　　银行资金

　　应当在全系统内部强制执行银行重新注资方案，就像亨利·保尔森所做的那样。注资完毕后，最低资本要求应降至如6%，这样会鼓励银行的放贷欲望。他们会迫不及待地抓住目前丰厚的差额。经济将重新启动。每个人手中都有充足的流动性，同时迫不及待地要加以利用。到那时，随着通胀脚步的迫近，最低资本要求将提升至8%，而后更高，并以此来降低银行系统的杠杆率，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

　　如果当初以这种方式执行美国的救市计划，也许可以用原先拨付的7000亿美元甚至还用不了那么多即可完成银行系统的重新注资。不幸的是，那7000亿美元已经花掉了一半，而情况较之以前却恶化了许多。两个月前完全可能的方案今天已经不再现实。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某项措施在某个时点上看似恰当，但在很短的时间内机会可能稍纵即逝。

　　银行体系现有的市场资本总额不会超过1万亿美元很多，但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可能不止这个数。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指望公众会心甘情愿地接手注定要落入政府控制的银行股票，政府将不得不利用区分好/坏银行的方法：受损资产、现有股权和次级债将留在坏银行里，而好银行则将获得新的资产注入。股东和次债债主除享有增持好银行的权利以外，将损失他们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投资。他们可能会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样好银行或许就不会落入政府之手。纳税人不得不消化坏银行的额外损失。即便如此，为挽救经济也必须向银行系统重新注资。注资的成本现在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但那也比听任累计债务把经济拖垮要好。

　　聪明燃料

　　在抵消衰退和通缩的过程中，能源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创新作用。美国消费者无法继续扮演全球经济引擎的角色，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替代能源和节能减排可以发挥引擎的作用，但前提是保持传统燃料的高价，为投资新能源创造理由，这样的投资也可以缓解通缩。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位美国政客敢于说服公众我们有必要维持传统燃料的高价格。

　　奥巴马总统需要拿出更多的勇气和技巧来采取正确的对策。他必须确定化石燃料的底价，强制收取碳排放税或拍卖排污权。前一项措施更加高效，而后一项措施政治可行性更高。此外还要对石油征收进口关税，将国内油价维持在每桶70美元以上。关键是要说服公众能源成本将永远维持在高位，以此来鼓励对替代能源和节能设备的投资。

　　最终，能源成本可能会随着新技术的普及而下降。但价格机制本身并不足以保证新能源的开发。税收优惠、补贴、汽车排放标准和建筑法规必不可少。即便如此，如果碳排放无需付出代价，那么能源安全和减缓全球变暖也都实现不了。美国自己做不了这件事，但没有美国的领导这个任务也完成不了。

　　重新平衡核心和外围利益

　　1980年代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一直被美国和所谓“华盛顿共识”所主导。他们不仅未能提供一块平坦的舞台，反而以损害处在世界经济外围的国家为代价，一再照顾国际金融机构(IFIs)控制国、特别是美国的利益。外围国家必须遵守“华盛顿共识”中规定的市场纪律，这让他们在面对金融危机时无处可逃，而美国却可以一直不受影响，吸干全球的储蓄来保持不断增长的经常账户赤字。

　　这种状况本来或许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因为不仅美国愿意长期维持对外赤字，其他国家同样愿意长期保持顺差。当前的金融危机不仅结束了这种发展模式，而且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种体系是多么不公——美国是危机的发源地，外围国家受到的损害却更严重。

　　伤害外围国家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这种现象出现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它的深远影响远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处于危机核心的国家有效地担保了银行存款，但外围国家却无法为投资者提供同样令人信服的担保。结果造成资金从外围国家出逃，到期的贷款难以展期，而出口也由于资金匮乏而受到了影响。

　　这使得国际金融机构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完成新任务：保护外围国家免遭源自核心国家也就是美国的风暴袭击。这需要为保护外围国家的金融体系提供大额援助，包括贸易融资，同时协助他们的政府实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前一项任务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提供大笔应急资金，后一项任务则需要提供长期融资。可事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以处置的自由资金只有约2000亿美元，考虑到巨大的潜在需求，这些钱根本不够提供有意义的援助。该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创造更多货币。已经存在特别提款权的发行机制，只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5%的成员国批准，即可启动特别提款权计划。过去，美国一直坚持反对态度。

　　创造更多货币供应是应对信贷崩溃的正确措施，这也是美国国内正在采取的做法。那么在国际上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特别提款权在提供短期流动性方面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如果富国向穷国捐赠他们的额度，就可以协助外围国家实行反周期政策。如果大规模实施特别提款权计划，比如以1万亿美元为限，该计划即可在对抗衰退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富裕国家这种看似无私的举动实际却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刺激全球经济并支撑本国的出口。

　　除捐赠特别提款权配额外，主要发达国家应该联合在一致限度下为外围国家发行的长期政府债券提供担保。只要符合相应的国际框架，应该对地区解决机制持鼓励的态度。比如，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应该配合IMF的一揽子计划为乌克兰的市政工程提供融资；应该鼓励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原材料产地的利益，只要中国愿意遵守《采掘业透明度计划》和其他国际标准。

　　此外，应该引导长期顺差国家拿出一部分货币储备或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欠发达国家的长期政府债券，并以增加出资国在IMF的投票权作为交换条件。这种方法可以和拟议中增加短期流动性机制的信托基金配合使用。

　　由于特别提款权计划在向外围国家提供短期流动性方面效果并不显著，因此短期流动性问题还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加以解决。引人注目的是，长期顺差国家可以向补充IMF全新短期流动性机制(STL)的信托基金提供支持，该基金允许国家在三个月内提取五倍于自身配额的流动性。比如，按照短期流动性计划巴西只能提取234亿美元的款项，而其自身的储备却接近2000亿美元。灵活性更强的补充基金扩大了短期流动性机制的影响，而提供高配额希望可以吸引长期顺差国家出资成立规模足够的补充基金。

　　此外，发达国家央行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换汇额度，同时应该接受以当地货币计价的资产来使援助更加有效。IMF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为以当地货币计价的资产价值提供担保。

　　从长远来看，国际银行制度应该促进信贷流向外围国家。从短期来看，发达国家央行应该对商业银行施加压力，促成信贷展期操作。这项任务或许可以由国际结算银行(BIS)来负责协调。

　　只有放开引起很大争议的额度再分配问题，以上这些措施才能够成为可能。这符合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自身利益——除非他们放弃一部分投票权，否则新兴国家就会弃IMF于不顾，转而寻求双边或地区安排。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但真正解决却需要很长时间。以同意开始谈判来换取对大规模特别提款权计划的支持是最好的方法。奥巴马总统会满足全世界的愿望，引导这个问题向前发展。(待续)

　　(作者为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主席。版权：ProjectSyndicate。翻译：许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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