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可能是由于长期封闭落后，要在短期内消化国际经济学界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和较为繁杂的现代市场经济实践经验绝非易事，这些年来，中国在经济决策过程中，也曾出现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简单搬用，结果给经济改革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例如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由于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而采取的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不仅没有搞活国有企业，反而带来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以及大量工人的下岗失业，乃至对社会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其教训是深刻的。

　　“很美”的政策建议往往最危险

　　今天，透过“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失败以及对经济的巨大破坏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某种意义上就是用来搞垮经济后进国家的经济学工具。然而在今日中国，部分在西方受过严格经济学训练的海归经济学家，利用政府对他们的信任，迫不及待地参与到中国经济决策过程中，其影响与地位日益扩大。而看看最近他们针对一些经济问题提出的政策建议与主张，我们发现，这些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学者，他们的政策主张与国际上对中国不那么友好的某些国家或势力的施压内容相比较，竟然在很多方面如出一辙。

　　例如，当维稳成为2008年中国股市的头等任务时，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管理层对股市最好的呵护是不干预它，让股市形成自平衡机制。坚决反对政府对股市的适当干预。而监管层受到这种思维影响，深怕背上“政策市”的包袱，故而一直在忐忑不安地观市。其结果，中国股市在经济基本面未出现根本性逆转的情况下，竟然非理性下泄了3000多点。股改两年来累积的人气和信心在短短数月内迅速蒸发，估值中枢轰然崩塌，好不容易坚守了两年的中国资产的定价权拱手让于人。可以说，股市是在新自由主义者的恶意劫持下暴跌的。而看看一向被认为是强调自由竞争与市场调节的美国，当其股市下跌幅度尚不及中国1/3时，政府就赤裸裸地进场干预，股市也因此向好。

　　另一方面，某些学者鼓吹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可以抑制通胀的观点暗合了意欲转嫁经济风险的个别国家的政策意志，近日有学者提出通胀决不可纵容，应该让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0%，这样就可以控制通胀。不知这位学者在提出这个政策主张时究竟有没有考虑过在中国这样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大国，要实施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是要考虑其在中国面临的约束条件的。况且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了6%，但对抑制通胀的显性作用似乎看不出来。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新自由主义者无视中国银行业的开放幅度甚至已经大大超越美国这个铁的事实，而是配合西方主要大国，极力游说中国银行业扩大对外开放步伐，以引进国外商业银行的治理模式来改善国内银行业的治理，相关监管机构果真抛出了《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如果不是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外资金融机构控股中资银行的步伐将因此大大加快，中国经济的战略地带将会进一步被蚕食。

　　应该说，经济决策过程中借重经济学家的智慧是必要的。但是，对那些看起来很美其实很伪善的经济政策建议如果没有审慎的目光，则很可能因此入瓮。放眼今日世界，梳理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再审视某些大国一贯实行的操控伎俩，可以发现:每当这些主导世界的经济大国自身陷入困境甚至危机时，总要利用其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给竞争对手制造更大危机，将自身危机转嫁出去，并化危机为机遇，重新获得和巩固霸主地位。他们的主要防范对象就是中国。他们的主要运用工具除了赤裸裸的经济施压以外，就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呼风唤雨的国际资本。而受到新自由主义浸润的某些经济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国际势力的帮凶。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