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经济决策过程中借重经济学家的智慧是必要的。但是，经济决策中保持理性的独立判断尤为重要。对于那些“看起来很美”其实很伪善的经济政策建议如果没有审慎的态度，则很可能因此入瓮。

　　在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期间，尽管有包括诺奖获得者在内的众多大牌经济学家对美国的经济政策提出诸多批评与建议，但是格氏的经济政策几乎不为之所动，其冷静、其慎言、其特立独行而又精准的政策调控使那些意欲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大牌们愣是没辙。直到今天，格氏尽管已是一届平民，但他的经济影响力依然不逊于伯南克。这一切，均端赖于格氏的经济学修为、深谙决策机理以及经由市场检验形成的声誉。

　　别被新自由主义者忽悠

　　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在经济决策中当然需要镜鉴他国经验乃至相关制度设计，但也决不能不考虑其在中国应用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否则，一旦经济决策受到代表某种利益和势力的思潮影响乃至为其所左右，则经济发展路径可能扭曲，严重的还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镜鉴叶利钦时期盲目施行“休克疗法”的深刻教训，再看看今日中国经济决策过程中受到的某些干扰，我们发现，包括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在经济决策过程中亟需剔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转轨经济国家的决策者们普遍希望早日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制度的培育和完善有其内在的机理，人为提速或者不顾条件的催熟往往欲速则不达。然而，在俄罗斯的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外行的叶利钦却在西方的糖衣炮弹裹挟下，实行了激进的“休克疗法”，通过“稳定化”(即实行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自由化”(即在宏观经济紧缩的同时迅速放开价格)、“私有化”即国有企业私有化要尽快完成)这“三驾马车”来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迅速过渡。但“休克疗法”忽视了俄罗斯市场赖以正常运转的制度性基础，即在俄罗斯国有经济的解体过程中，新的生产链条因为没有良好的信息传递机制和合同履行机制而无法立即建立起来；在私有化中，无论是老企业的重组还是新企业的进入，都要有良好的司法制度、信息披露和会计、税收制度，以维护公平和开放的市场秩序。

　　另一方面，被新自由主义俘获的叶利钦，在俄罗斯强制推行“休克疗法”时根本没有考虑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在没有取得足够的公众支持的情况下施行了“休克疗法”式的转轨。其结果，公众对改革带有敌对情绪；另一方面，由于实行了错误的私有化政策，改革不但未能带来改善，反而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加重了贫富分化。俄罗斯的经济转轨陷入混乱和无序，经济也因此倒退了10年以上。

　　就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进程来看，管理层在经济决策过程中注重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制度设计，例如，1985年召开的“巴山轮会议”和1994年召开的“京伦会议”，被认为是改革开放30年来借用外脑求解中国经济发展方略的最成功的两次会议。前者为1985年10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明确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模式和中国政府恰当地把握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甚至对中国在1994年推出的包括财政、银行、外汇管理体制在内的宏观经济改革起到了前期的理论准备作用。后者把微观经济学在中国最新发展传播到中国，并为改革引入微观经济领域进行了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