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应对滞胀风险需宏观调控多管齐下(2)

　　再次，资源、劳动力、土地这几种成本要素的价格上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供给下降，并形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一则，我们知道，在长期扭曲的价格形成机制下，我国一直人为地压低资源要素的价格。但近年来，资源定价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展开，这使各种能源、资源都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为了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资源市场化改革必须进行，这一过程中的企业利润下降、物价上涨都难以避免。二则，近年来劳动力价格上涨也较快，成为企业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长期被低估的情况下，这也是必须承受的经济成本，但要注意的是，在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已较高的情况下，改进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制、工资清欠制等措施，都只能缓解劳动者利益受损的程度，不能从根本上保障职工收入稳定增长、促进公平分配。关键在于改革工会职能，促进劳动者利益谈判能力的提高。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工会是劳动力价格形成中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促使工资合理化的基本要素。在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政府理应通过改革现有工会，或支持建立新工会，才能使劳资双方在公平的游戏规则基础上，理性探讨工资增长问题，这也是多数国家处理劳资问题的制度前提。三则，土地价格上涨过快，成为经济中严重的非稳定因素，不仅提高了生产成本，而且造成需求泡沫。对此，只有改革现有“土地财政”模式，弱化地方政府卖地冲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三，宏观调控还应尽快解决结构失衡问题。在经济运行中，结构性失衡可能是常态，往往会出现某一部分资金、商品、劳动的供大于求，另一部分资金、商品、劳动的求大于供。当这种结构失衡为个别商品时，属于微观问题；但当这种结构失衡到了产业或部门时，就成为宏观问题。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经济结构问题，只是由于种种制度和经济缺陷，我国的结构失衡更加严重。从根本上看，目前经济运行中的矛盾，都可以归结为结构失衡所造成的。为了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宏观调控不仅要着力于总量，更要考虑结构优化。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有三个层面的表现。

　　第一层面的结构失衡，是储蓄结构失衡，这也是流动性过剩、投资旺盛、外汇储备增长等众多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源。我们知道，经济均衡可以表述为储蓄等于投资，近十几年来，储蓄大于投资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换言之，尽管此间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但仍然没有能满足高储蓄率的要求，此时，必须由净出口来满足国内投资缺口，并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在储蓄结构中，居民储蓄率已呈下降趋势，政府储蓄率则不断上升，因此政策着力点，要从增加居民消费和降低政府储蓄率两方面入手。第二层面的结构失衡，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的失衡。通常在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贸易部门生产率进步大大高出非贸易部门，这会带来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但在我国，由于劳动力和资源价格的扭曲，这一过程难以实现，导致整个价格水平长期被压低，实际汇率上升缓慢甚至还在下降，由此，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转化成名义汇率升值压力的累积。如果不通过结构调整来消除两部门间的价格传递关系，流动性过剩和累积的隐性通胀压力就难以释放。第三层面的结构失衡，是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这些传统的结构调整问题，虽然多年来一直在强调这些结构问题，但近年来某些领域的结构失衡甚至更严重，这是必须加以警惕的。

　　第四，宏观调控需要市场化改革的配套进行。从动态均衡角度看问题，实现总供求均衡，还要建立能达到总供求均衡的机制。即使是曾长期忽视机制问题的西方经济学，近年来也有所转变，如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授予了三位机制设计理论的奠基者。在我国历次重要的宏观调控过程中，都曾经配套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这对矫正制度缺陷带来的负面影响，起到了非常深远的作用。例如，在1993年到1996年间进行的宏观调控中，于1994年开始了财税、金融、国有企业、住房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使总供求均衡的内在机制进一步完善。但是，在本轮调控过程中，迄今为止对改革的强调还有所不足，由于过分强调调控，甚至某些方面的改革还出现“体制复归”风险。应该说，如果不能抓住重点，加快市场机制的改革与完善，那么即使宏观调控强力把经济风险压下去，实现短期总供求平衡，这也是脆弱的均衡，相关问题有可能在下一轮经济周期中再次爆发，而且更加严重。对此，有必要把改革与调控放到同等地位，再次通过改革来释放经济活力，增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供求失衡的能力，避免短期调控对长期经济健康增长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