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应对滞胀风险需宏观调控多管齐下

　　-杨涛

　　进入2008年，中国经济运行面临更加复杂的内外局面：一方面，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虽然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调控力度不断加强，但由于罕见雪灾的影响，去年12月并未成为预想中的物价涨幅顶点，今年1月份CPI同比增长7.1%，PPI同比增长6.1%，都再创新高；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次级债危机和经济放缓的影响，全球经济运行存在进入下行周期的可能，中国经济将来或许会受到外部拖累，而在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企业投融资环境趋紧、技术进步不足等因素作用下，加上调控经济过热的政策效果逐渐显现，以及雪灾的直接和间接冲击，最终可能导致2008年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增加。

　　通常来看，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分为四个阶段：繁荣、衰退、复苏和扩张。其中，在繁荣阶段后期，向衰退阶段的转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济逐渐减速的过渡，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实际GDP高于潜在GDP，但是经济增速已呈现趋势性降低，同时通货膨胀仍处在高位，根据各国经验，此时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危害。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一方面，2007年4季度GDP增速为11.2%，低于前两个季度的11.9%和11.5%，但依然高于GDP潜在增长率，另一方面物价上涨幅度仍呈上升趋势，客观上说明中国经济正处于繁荣阶段的中后期，即经济减速阶段。

　　有鉴于此，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应该是尽量延长这一减速过渡阶段，并努力降低未来经济衰退的幅度，实现“软着陆”。要达到这样的调控目标，单一经济政策难负其重，而需要构造“多管齐下”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一，宏观调控应注重需求管理的“适度”。长期以来，我国宏观政策一直把需求管理作为调控重点，2007年的紧缩类政策也主要旨在抑制需求的膨胀。但2008年经济形势的演变，使我们在调控总需求时必须注意“适度”，避免“过犹不及”的风险。具体可以从构成总需求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来看。

　　首先，去年11月以来，投资增速开始逐渐回落，但也要注意到，在出口不确定性增加、消费并未实质性启动的情况下，高投资增长率已成为维持经济高增长和就业的基本条件。对此，一方面在调控投资的行政性审批措施和货币政策都逐渐收紧的情况下，要注意单纯为“压投资”而导致投资增速回落幅度过大，损害到增长潜力。另一方面，抑制投资增长也要避免“一刀切”。事实上，在雪灾中，交通运输和电力供应方面呈现严重瓶颈，再次说明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仍然巨大，尚未达到与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相匹配的水平，因此要重视基础设施投资在灾后重建中的必要性。当然，这并不是要回到过去依靠财政投资的状况，而是应逐渐放开市场准入，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引入多元化资本，在竞争与合作中，提高投资效率与规模。

　　其次，由于经济多年处于繁荣期，居民收入增加，在政府消费增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提高，今年的奥运因素也将为消费增加动力。但也要看到，去年消费增长也有通货膨胀导致居民名义收入增加、食品等刚性支出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今年通胀率居高不下，对居民消费能力的损害也是深远的。为了避免未来居民消费可能遭受通胀和衰退的双重冲击，继续加强对消费的政策支持力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都是必须考虑的措施。

　　另外，由于美国经济疲软，加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在人民币升值和调整出口结构政策的综合作用下，未来净出口增速可能会有较大回落。基于长远利益，我国应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解脱出来，逐渐转向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持续型、节约型的大国发展模式，因此净出口增长率的适度下降，应该可以作为抑制总需求着力点之一。对此，继续调整出口结构，抑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适度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都是可取的政策选择。

　　最后，货币因素也是造成需求膨胀的重要原因。据统计，2000年开始，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连续大幅高于GDP增长率和通胀率之和。2004年上半年后，M2出现持续的趋势性上升。应该说，充裕的货币供给是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影响因素之一。影响流动性过剩的原因非常多，但无论如何，从源头上控制货币总量也是反通胀的必要条件，这同样是为了表达货币当局反通胀的决心，稳定公众预期。

　　第二，宏观调控应强调供给管理的重要性。当前经济局面，我们可以理解为总供求的某种失衡所造成的。其中，实际总供给高于潜在总供给所表现的“过热”，将随着政策对过度需求的抑制而逐渐弱化，此时，如果直接影响供给的因素，会造成总供给额外大幅下降，则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就会进一步加大，因此需要巧妙应对。在影响总供给的各种因素中，最主要的就是价格、技术进步和成本要素。

　　首先，基于对物价上涨失控的担忧，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价格干预政策，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近期政府采取行政性价格干预，本质上基于两种目的，一是控制通货膨胀的蔓延，二是避免通胀对公众福利的损害。对于前者来说，虽然行政干预在短期内会对物价有立竿见影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的根源。同时，也必然会对市场基础上的价格形成和供求机制带来严重损害。对于后者，事实上与其强力控制与民生相关的产品价格，还不如多增加民生方面的保障。因此长远来看，应该尽可能缩短价格干预阶段，或者更多以价格政策作为一种“政策姿态”，来弱化公众通胀预期。

　　其次，虽然近年来中国生产率提高迅速，但也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工业化中的技术进步不足。事实上，目前的高投资主要来源于城市化，在城市化带来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更能反映工业化水平的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额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这也必然会影响产业升级的步伐，实际上近年来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并没有多大提高。这样，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两大经济增长动力中，我国便缺少了重要一环。因此，推进技术进步，增加有效供给，是促使经济健康增长的基础。对此，有必要适时采取各类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能力提高的政策选择，例如尽快在全国推进增值税从生产型到消费型的改革，虽然短期对投资需求有扩张性，但能够带来设备更新、产业升级、有效供给增加的更多好处，总体上看利大于弊，能促使工业化再次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