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钢建：谨防大部委权力过大(2)

　　杜钢建：每次改革的任务是不同的，而本轮改革和2003年那次比较接近，是按照WTO规则要求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两次改革都延续了十六大确定的一些改革思路，十六大后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中已进行了一些尝试。

　　机构改革、体制变革、职能转变是本轮改革的三大方向。在行政管理体制中，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者的分离厘清，也会继续受到重视，并将在更大范围的部委重构中，得到实践。

　　＜21世纪＞：为什么厘清这“三权”如此重要？

　　杜钢建：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存在“四化”弊端，即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一些政府行为中，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不利于正常行政体制的建立。厘清“三权”有助于去除这种体制弊端。

　　＜21世纪＞：厘清“三权”的思路，必然涉及到政府审批体制的改革，职能的重新划分，这当中如何保证分工落实？

　　杜钢建：决策权要由综合性部门来负责，政策研究、法规条例制定的部门，也应包含其中；具体执行由业务部门负责，占政府人员的“大头”；监督部门虽然人数少，但应该保证足够的权威。

　　当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具体的划分可能不同，要结合地方实际。但无论决策、执行还是监督，今后都可能会涉及到市场化外包，这就需要制定严格的规程，并进行适时的验收、监管，外包不意味着放权了事。

　　“大部委”更要重视外部监督

　　＜21世纪＞：在此次大部委改革推进过程中，如何协调原有部门和新成立部门之间关系，并进行合理分工呢？

　　杜钢建：就以往的实践经验看，以往分流的干部、公务员一部分会到下属事业单位、行业协会或企业工作。对事业单位，可以市场化的要逐渐淡化机关色彩；可以中立化的要逐渐脱钩，依法进行一些审批工作；和机关联系紧密的则继续保留。而对各种协会，要促使他们自强自治，形成对决策权的支持。

　　＜21世纪＞：推进改革过程中，如何妥善安置人员并进行合理的分流？

　　杜钢建：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确有才能、管理经验的人，无论在哪个地方都能待下去。比如前两次机构改革都有这种情景，很多企业听闻风声，直接开车到部委门口等候，聘请分流人员。而且，有关部门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分流，诸如转岗就业，提前退休，培训学习等等。

　　总的来说，在中央一级，这不是个问题。倒是基层政府人员的精简分流问题值得重视，但这要等到明后年才能看出来。

　　＜21世纪＞：有没有设想过改革可能遇到的难题和障碍？您对此有何建议？

　　杜钢建：从透露出的信息看，对现代法治社会倡导的“审议制民主”着墨并不多，这个其实相当重要。这是指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由各级人大委派，成立对应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决策咨询委员会，对领导干部重大决策进行充分的论证，不合适的甚至可以依法叫停。

　　从以往的经验看，若不采取这种方式，改革的初衷很可能达不到，改革的效果很可能大打折扣。

　　因为我们的初衷是将相关的部委协调统合在一起，减少部委间的扯皮，但是部委权力一旦过大，很可能又变成“政府权力部门化”，大部门权力独大，这一点一定要谨防。而且依法行政不能作为一句空话，每个部委背后一定要有一部法律做支撑，规定其法定职责、权力分配等。

　　＜21世纪＞：如果建议实现，那谁来监督这些委员会呢？您对委员会的成立有信心么？

　　杜钢建：委员会是没有任何审批或执行权力的，这使得其鲜有利益冲动。我相信假以时日，今后的行政体制改革方案会逐渐采纳这种设想。即便未来几年做不到，未来一二十年也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