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建东：把握伯南克革命性大减息的中国利益(2)

　　把握美元体系调整的结构性缺陷和美国经济调整的发展方向

　　但是美元这个强大体系也有明显的不足，即：其一，美国以资本项目顺差平衡经常项目逆差而建构的逆差融资模式，创造了美元可以用升值、贬值不同方式调节国际收支的理想模式，也造就了纸币就是财富，财富就是增长的运转力量。其二，美国以发达的金融工具修补纸币体系运转的模式，构造了当期收入与预期收入的置换，这种置换的透支，使美国经济体系具有高度的内生性和让各种危机因素由全球共担的稳定性。

　　虽然美元纸币增发可以支持美国经济增长于一时，但是美国的信用却不可能无限地创造。扭转美国经济体系的危机就必须解决美国以高负债的形式推动经济扩张的发展模式，目前美国的增长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之上而非实体经济的利润创造，这是一种金融魔法创造的增长，美国是建立在负债基础之上的超真实的联合组装体，是世界上的负债大王，大脑是美国的，心脏可能是中国和日本的。负债创造了美国经济的增长，营造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低利率和金融工具的活跃习惯，解决美元纸币健康运转的核心就必须降低美国经济的负债水平，实现预期收入与当期收入的双向合理转换。

　　伯南克和保尔森推动的这个转型期长则10年左右，短则5年上下即可初步实现功效。改革成功了，美国经济将获得再一次新生；改革失败了，将是美国有限度地缴出全球货币霸权的时候了。从目前情况判断，由于美国掌握美元体系的全部主动权，转型成功的希望很高。

　　针对美国的减息大革命，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需要创新选择

　　改革使中国拥有了强大的对外经济，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超过了21738亿美元，已占2007年GDP总值的近七成，对外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支柱，因此，打击中国的对外经济就是打击中国经济成长和中国经济的创富机制，而且目前的中国对外经济是一种立足于中国资源并连接全球市场的通道型业态，宛若背水扎营，自断后路，实为兵家大忌。过多的资源消耗将使中国资源压力沉重；过多的对外需求依赖将使中国面临生产替位的可能，这种通道型经济的实质就是用中国的商品换取外国的纸币，也就是中国对外国的金融要求权，为此必须破釜沉舟，因势而动，将这种通道经济改造为以跨国公司运转模式为主，内外市场基地相连的全球化经济。

　　2007年美国经济界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无外乎三种模式：投资拉动、对外出口和促进内需。按照这种观点促进内需实际上就是扩大进口，降低关税壁垒，降低特许行业条件，其核心不过是人民币需要升值观点的翻版。与此同时，国内许多学者也认同美方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事实上维持中国经济的增长绝非以上的ABC，理应还包括金融市场，也即虚拟经济，它将构成与美国资源输入与财富收入的竞争；理应包括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即以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发展海外基地的转型经营，它将构成与美国利益的竞争；还应包括高新技术创新，它包括吸引全球高新技术公司来中国交易所上市，加大中国知识经济的创造等等。它们将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动力，支持中国经济进入与美国经进行更高层次的互动。

　　现有的通道型对外经济模式是中国增长的成功经验，面对中美互动新的国际环境，应该与时俱进，转型求存；应该一个扁担，担好两个篮子。一个篮子就应是以中国公司在海外大规模拓展的生产基地贸易基地和其他海外资产；一个篮子就应是国内的消费经济革命。而且作为通道的扁担也应该提高，这就是用金融市场与对外经济相结合，构造内外市场的两个通道，而且金融市场还是连接国内外资产的更高速通道。

　　针对美国的减息大革命，应加快建立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自汉唐以来的2000多年间，中国与东南亚等周边国家有分有合，历史上的枪炮统一并不是中国强大的表现，构建货币邦联反倒是共赢之路。欧元、美元改变了许多国家货币主权的管理方式，也促进了紧盯美元、欧元国家的稳定。从交易成本而言，21世纪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维持本币的能力行将解体，构建国际货币区将是历史的潮流，也是人民币大有作为的独特机遇和历史责任。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在保持人民币稳定的供求关系基础上，应加快建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逐步构建以公开市场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人民币有升、有贬的汇率体系。中国的货币当局可以人民币的贸易逆差对冲中国的其他外币的国际收支顺差，建立人民币的汇率调节体系。目前大陆与台、港、澳地区，中国与东南亚、日、韩的巨大货币往来，应该优先实现人民币结算。

　　针对美国的减息大革命，需加快建立中国货币锚

　　纸币体系的天敌是通货膨胀，纸币的价值与通货膨胀成反比。通货膨胀是不断吃掉纸币价值的蛀虫，通货膨胀越高，纸币体系越贬值。因此，通过使用名义锚（nomi鄄nalanchor）作为中介指标，以最终实现货币政策的长期目标是各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特征。使用名义锚固化了通货膨胀的预期，限制了自由放任的货币政策而产生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可以促进物价的稳定，从而实现货币的稳定。

　　中国的工业化需要维持较长期的货币扩张性，中国的城市化则需要维持较高的就业率。中国经济具有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不同结构特征，统一的人民币汇率体系应反映中国多元的经济实际。因此，货币政策应首重国内实际，不能简单地依赖货币———通货膨胀的冤家关系；应注重中国经济变量的信息监测，加大农村经济、城市通货膨胀的参量考察。为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建立以汇率、通货膨胀、大宗资源性商品和中国经济变量总和而成的集合锚。并参考美联储的隐含锚的经验，构建中国的直接行动式的集合锚，考虑到中国处于改革转型时期，资产价格存在着相对不稳定性，集合锚应加大中国经济变量预期的比重。

　　针对美国的减息大革命，人民币浮动汇率的定价体系应包括期货交易、央行干预和做市商三大柱架

　　中国的货币市场必将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金融资源之一，行将深刻影响中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并实现人民币体系的当期收益与预期收益的转换，也可以带动国内外千百万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和行为选项。

　　建立中国的人民币期货交易体系非常迫切，它主要应包括人民币的即期市场、远期市场和货币期货与期权市场。可以实现人民币的远期外汇市场的商业抛补、投资头寸的套期保值、远期货币价格投机、抛补利息套利、也可以加强人民币与其他外币的货币互换，还可以充分使用人民币货币期货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完善的人民币期货市场，将推进构建人民币的全新定价机制和定价体系，为此应该鼓励中国的企业成为人民币期货市场的做市商，以不断创造人民币的远期价格发现机制；应支持货币当局设立干预机制，以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