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东：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为何总不理想

    良好有效的经济结构绝非是“调整”出来。无视这一点，就会步入“越调整———结构越不合理———越不合理越调整”的成本日渐扩大而效率日益下降的不良循环中

    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或说法，不管看起来和听起来是多么市井或殿堂，如果真能静下心来细细琢磨，就会品出好些深长意味来。比如“经济结构调整”。

　　我们这代人早已熟悉并习惯了教科书、新闻与评论、官方文件上所不断提到的“经济结构调整”，年年“

宏观调控任务与目标”中都有“调整结构”；但调整之后还有一连串的“结构问题”，于是便没完没了地“结构调整”，至多再并列一个“总量控制”，并被经济学教科书概括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核心内容。但似乎没有好好想过，经济结构应如何形成，应由谁去调整？为什么老要调整却老又不理想？

　　生活常识及其之上的哲学理论告诉我们，结构具有内在性，属于内容；总量具有外在性，属于形式；结构与总量即为内容与形式。结构一旦形成便较具稳定性，自发形成的结构就更具有自身的变迁规律，相比于总量变动，结构变动更加困难。所以，当人们说“调整结构”时，至少意味着两点：一是事后之事，即对已经形成的结构予以动作；二是局外的人为之事，即依某个或某些人的主观判断为依据。但问题随之而来：事后动作免不了花费成本，没有事后调整的事恐怕是最有效率的；局外人的判断并不完全及时可靠，因为并非总是“旁观者清”。

　　现实中的经济结构调整是作为宏观调控的重大政策被提出并予以实施的，这意味着它是以作为经济体系（市场）之外的政府判断为依据的，不乏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但是，政府的判断有多大合理性？调整的成本有多大？经过大量公共投入的“调整”之后所形成的“新结构”是否就一定合理？是否符合本应自我运行的“经济体系”的规律要求？

　　类似以下两件颇具讽刺意味的“结构调整”事例，可以举出很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基于担心电力等动力燃料过剩而有以削减与压制电力投资为主的结构调整，可到2003年就出现煤电油运紧张局面，只好又加大投入；2004年实施以大力压缩电解铝、水泥、钢材等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可还没等这些政策完全发挥效力，就出现了伴随经济快速增长而对这类产品的大量国内外需求，使其价格在全球范围内大幅上涨，就连这些行业中上市公司股价在短短两年内也翻着滚儿地上涨。

　　太多的实践一再证明，良好有效的经济结构绝非是“调整”出来。无视这一点，就会步入“越调整———结构越不合理———越不合理越调整”的成本日渐扩大而效率日益下降的不良循环中。然而，历史又明明白白地显示，在陷入这种循环怪圈中的政策环境中，却创造出了较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业绩，而且这种增长还在继续。这不仅从中国，也从“非西方”尤其是诸多东亚经济体的实践中都得到验证。何以如此？如此政策循环怪圈中的经济增长还能延续多长时间？

　　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得回到“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本质上来。也就是要问，这一模式何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与地区具有现实必要性？这一现实必要性是否意味着无限期的效力？最近我读到日本学者长谷川启之在1994年写的《亚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类型》一书，就感到颇有些新意。

　　任何事情都是相比较而言的。粗略考察包括中、日在内的东亚、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其典型的政府主导模式是相对于西方工业化与现代化过程中的非政府主导来讲的。因为历史事实是，工业化或产业化最早是在西欧，由非政府主体自发地经过几个世纪的资本与技术积累而完成的。首先是商业资本的逐步积累与强大，之后是在商业资本基础上的工业资本积累过程，然后才是当今世界看到的金融资本积累与控制。当亚洲在19世纪与西方遭遇时，面对的是“作为既成事实”的、由庞大资本积累予以支撑的西方工业与现代化。而亚洲国家根本没有西欧那种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积累商业资本、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非政府主体，资本成为极为稀缺的要素。要想开始工业化，就只能由政府出面，尽最大可能地调动社会资源，以至政府在各个领域直接出资引进西方技术，构建自身的工业化设施与体系。久而久之，这一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系的模式就不断被固化为“理应如此”的强大惯性体制力量。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迄今的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看，“第一个五年计划”就确定了“赶超型”发展目标，为此，制定并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在一个基本没有资本积累的国家，这当然只能由政府主导，强制实行低工资、低物价、低利率等一系列政策，为的就是在最低限度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为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积累资本。尽管后来认识到了“比较优势型战略”的有效性而逐渐淡化“赶超战略”，但政府主导的体制模式却没有变。可以确定的是，历经半个多世纪，中国的主体经济框架与结构几乎完全是在政府直接领导和参与下形成的。顺理成章地，当大大小小的经济结构变得不符合政府预设的标准时，也就只能由政府力量去直接调整了。

　　然而，当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至跨国资本伴随经济全球化大量进入中国，资本的积累渠道与力量逐步多元化，资本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稀缺，政府行政力量不再完全覆盖所有领域时，如果政府还不能从“自以为是的一手遮天式”传统惯性体制框框中跳出来，就只能跌入“越调整———结构越不合理———越不合理越调整”的恶性怪圈中了。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是沿着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其核心是只在市场失效的领域才需要政府参与———相反的实践路径走过来的。如果说这一发展路径在过去还有可以理解与接受的必要，那么，这一“路径依赖”今后已不再有效，必须尽早摆脱。因为，诚如日本学者长谷川之所分析的，过去“政府过分介入与干涉”被“正当化的乃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的丰富，以及因就业机会的增加产生的国民对物质生活的满足。经济上满足感的增大，就会产生对非经济方面的满足，也就会使人们感到经济近代化与政治近代化等方面的近代化的乖离。”“只要‘经济近代化’继续发展，哪怕是渐进的，早晚会导致权威主义体制的崩溃”。

　　这便是我由“结构调整”所品出的“深长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