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伟：经济发展必须逾越分配鸿沟

　　本报评论员　张立伟

　　我们正处在一个富含挑战的时代：当缩小贫富差距成为经济转型缺一不可的条件时，转型以通胀和资产泡沫为开端，这为缩小贫富差距带来了现实挑战。

　　技术主义者认定是因为发行了过多货币导致了通胀，如果大量货币较为平均地流向了个人，毫无疑问会引起通胀，但中国并非如此，而是通胀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更进一步，要素价格不断提高，除与粮食以及下游禽肉、制品外，其他商品价格均处于平稳且有过剩的迹象。因此说，当前是资产和要素的通胀，且要素价格上涨也是资产通胀的源起。

　　其源头要追溯至19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外需紧缩以及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不可避免的出现大批工人下岗，这也是贫富分化问题凸显的开始。中国加入WTO后，稳定的政策保障和预期吸引外资涌入，经济紧缩和GDP主义使得中国各地竞争性的大规模招商引资，这些地方政府以劳动力、资源、

能源、土地等方面的优势吸引投资。在这个繁荣至今的周期，比较清晰的财富流向是外商、垄断性国企以及地方政府等，这从企业和政府储蓄快速增长可以明证。

　　包括外资在内的企业利用廉价要素制造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获得贸易顺差，出口繁荣导致拉动了上游要素需求和利润增长，如能源、矿产、金融、金属制造等国有垄断性企业，一些地方政府则通过出让土地获得大量财政收入。这次以出口为源头的繁荣，带动了要素部门，也促使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大量建设基础设施，令投资增长迅速。

　　但也出现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如果剔除政府转移支付的部分，中国的劳动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1992年的62%左右降低到2005年的42%左右。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城乡收入急剧拉大，而城市内部也开始出现收入分化，收入分配迅速形成金字塔状。所谓新兴中产阶级的财富则被高

房价吸收到地产商，背后利益分配还有(地方政府控制的)土地、银行(利息)以及钢铁水泥等及其他上游行业。

　　利用廉价资源的发展不可持续，当外汇储蓄积累一定程度后，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国际压力。为稳定经济和就业，无法选择大幅升值，只能接受通胀，但这也需要条件：需求过旺或者供给短缺。中国恰恰需求不旺，而产能过剩。农民以及城市大量产业、服务业人群收入较低而无法提高需求，而外需繁荣导致了产能投资正在过剩。　

　　于是要素价格重估开始了，这使要素价格提高加强了一些要素垄断部门的利益，而富人为了规避贬值而涌入资产市场。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减少顺差则必须提高要素价格，扩大国内消费，而提高要素价格则会引起通胀，加深分配鸿沟，导致内需不足，反过来强化了对外贸的依赖。无疑，如果不解决分配的不公问题，这显然与我们所要努力的社会公平取向以及和谐社会理念不符。

　　这一轮粮价上涨，似乎形成了城市普通民众的住房消费受富人抬高价格之苦，而饮食则遭到农民的“剥夺”。目前，对于城镇的低收入阶层，政府已经适时地采取了多种措施，比如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标准、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水平，加强对城乡困难居民的临时救助，等等。

　　无疑，决策机制必须确保社会的基本公平，地方政府也需要退出作为市场利益主体的角色。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以公平为导向的、防止差距扩大的机制，即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让那些曾经失语的农民、城市低收入者以及中产阶层有发表自己看法以及参与公共决策的机制安排，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达致社会公平与和谐。在一部分精英难以受制于道德和党纪国法的约束之前，必须先不断完善大众民主，才能切断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的源头。